眼看水稻插秧期快到了，黑龙江省肇东市种粮大户单玉恒家的300多亩水田还没有平整，他着急地赶忙找人耙地。用工账算下来，每个人(带上拖拉机)一天的费用需要500元，还不包括买柴油的钱。“时间来不及了，再多钱也得干。”单玉恒说。
正值春耕春播时节，像单玉恒这样找不到人干活的农民不在少数。《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在黑龙江调查时了解到，随着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农业用工成本大幅提高，农业“用工难”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出现“雇不到、雇不起”的现象。
专家认为，解决农业劳动力季节性的供求矛盾，关系到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这不仅要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的水平，更要让种粮的人获得较高的比较收益和社会尊重，并建立全国性的农业劳动力要素市场。
短缺 农村劳动力不足用工成本大增
据了解，今年农业部春节后组织了为期一个月的“百乡万户”调研，涉及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一个重要的调研项目就是农村劳动力。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根据农业部对全国7600多个农户的调查，在家务农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69.3%，外出务工劳动力占30.7%，外出劳动力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5.5%。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农村经济绿皮书》称，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忙季节性短缺、区域性短缺问题开始显现，农村劳动力进入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阶段。
黑龙江省肇东市五站镇宝山村农民井永良有140亩水稻田，他说现在村里60%至70%的人都出去打工了，很难招到人干农活。
五站镇政府经管中心主任马长久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哈尔滨市松北区从2009年、2010年开始大规模开发，吸引了很多村里的人去打工。“有的人每天骑着摩托车往加油站一放，就坐着通勤车去松北做工。”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去年到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山西等10个省市调查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发现很多地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几乎没有了，并不像有些人说的还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可以转移出去。
朱启臻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因为劳动力在减少，不仅“民工荒”，农工也荒，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农业用工“雇不到、雇不起”。
不少农民反映，这两年农业雇工成本“涨得特别多”。井永良说，他雇了七八个人育秧，女的每天60元，男的每天七八十元。如果是青壮年劳动力，每天要120元至150元，而去年的价钱是100元/天，前年是50元/天。
事实上，城市最低工资水平的上涨带动了农业用工成本的增加，而目前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比城市仍然缺乏竞争力。据井永良介绍，在哈尔滨、大庆打工，工资一天可以达到90到200元，比农村高出不少。
记者来到肇东市东发乡一心村，正好赶上几户人家在育秧。他们没有从外面雇人，都是全家齐出动，包括70多岁的老农和30多岁的妇女。村民康立军说，“工费贵，雇不起”，不过到了插秧期需要更多的人手，花多少钱都得雇人了。
风险 农业“用工难”威胁粮食安全
记者了解到，用工费用上升而收益偏低，是农业出现“用工难”的重要原因。有农民甚至说，如果人工等成本提高，种粮的收益减少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把土地流转掉，自己出去打工。
近年来，国家不断增加农业生产补贴，但农民种粮的收益仍然相对较低。东发乡青山村村民梁建业在镇上的一家手机店打工，他说家里有4口人，种了12亩普通粳稻，一年纯收入是6000元。“粮食涨价了，但人工也在涨，化肥、柴油、机械租金都在涨，而且成本涨得更多，纯收入基本没有什么增长。”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政府要保障粮食安全，农民想的更多的是增加收益，“要钱”还是“要粮”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现在种一亩小麦，除去成本后收入四五百块钱就是很不错的，所以农民讲“种一亩麦子不如打八天工”。种粮的比较收益低，需要通过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朱启臻认为，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农业劳动力短缺。这些年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民进城打工，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不种地，而且农民没有增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就会出现问题。
记者听到一些农民讲，粮食增产10%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农民“嫌费事”不会精耕细作，比如插秧时不能保证每亩的株数，这对产量会造成影响。
农业“用工难”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妇女和老人成为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井永良说，他在育秧期雇的七八个人中，女的年龄都在35岁至50岁，男的年龄都在55岁至60岁。
韩长赋说，农业部在春节后进行了一个月的驻点调查，一家一户地和农民算账，分析年龄结构，发现有的村务农劳动力中50岁以上的占到70%至80%。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后，农民兼业化、老龄化甚至有些地方农村空心化的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办法 提高种粮收入是关键
记者在黑龙江采访时，不少农户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机械化水平，有助于解决农业“用工难”问题。
马长久说，靠一家一户零散、粗放地经营，土地利用率低，种地收益不会高。农村应该往土地集约化经营的方向发展，能够节省劳动力，从种到收都可以成立专业合作社，实现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出去以后，如果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跟上了，老头、老太太一样可以种田。日本的农村劳动力也大量外出，在农村很多老头、老太太干活，这种常态就是靠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
记者发现，在一些规模化和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农业“用工难”的问题确实相对不突出。大庆市杜尔伯特县江湾乡九扇门村村主任段双林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该村基本实现了机械化，80%的农户都有插秧机，收割的时候也基本使用水稻收割机，因此农业用工没有出现短缺现象。全村2000多人，有200多人在外打工，人均土地有15亩，种地的收入也并不比外出打工少。
不过专家认为，中国有大量的丘陵、山地，这些地区机械化水平难以提高，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作保障。即使机械化率非常高，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农民劳动力季节性的供求矛盾依然存在。
朱启臻认为，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这种情况是很难逆转的。最根本的办法是让种粮的人有比较高的收入，要比外出打工高出一大块，而且种粮的人要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通过鼓励一部分农村人来经营农业，使有志向的年轻人留在农村成为新型农民，这样的农业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农业这种季节性用工市场，主要反映的区域性、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靠单个农户无法解决。”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政府部门不应只关注农产品市场，还要把农业要素市场结合起来，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
李国祥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全国性的大市场，全国各地的劳动力都流向广东、浙江等制造业发达的地区。而目前建立全国性的农业要素市场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者说这种市场非常低级。政府应该建立跨区域的劳动力信息发布平台，比如水稻插秧的时候劳动力特别缺乏，通过信息公布可以实现产地和劳动力充裕地区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