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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是谁造成了“民工荒”？“民工荒”是否就是“待遇荒”？破解民工荒到底有多难？《今日观察》正在评论。
主持人（史小诺）：刚才的《经济半小时》针对重庆的民工荒进行了一个实地的大调查。那么在上周一，我们《今日观察》栏目也是对2011年的民工荒进行了评论，并且提出“民工荒”是一个好现象，是倒逼我国制度改革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从本周一到周三，我们将会“三评民工荒”。深入探讨“民工荒”的根源在哪里？应当采取怎样的有效方法才可以真正地破解“民工荒”的这一难题？
今天演播室的评论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郑风田教授和张鸿。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记者所做的调查。
解说：今年，“用工荒”的话题热度一直在持续。
与以往不同，一些中西部城市也加入到了争抢农民工的队伍中来，他们要留下当地的农民工在家乡打工。
2月15号，重庆江北区，2011年“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上，富士康招聘人员对前来求职的农民工做出了公开承诺。
重庆富士康招工人员：我们承诺，在重庆地区入职的员工，工资不低于1300元，如有加班，按规定计算加班费。
解说：这样的条件能否招到足够的工人呢？当天下午，记者来到招工点，工作人员说有50多人来登记，但附近悬挂的“西永就有公租房，顾好家，看好娃，宜居重庆，享安康”的红色调幅也吸引了不少农民工前来咨询。
重庆农民工：怎么不早点弄啊，晓都不晓得。
记者：你会考虑退票吗？
重庆农民工：退啊，还有一个小时就要走了，早点宣传嘛，又很犹豫，反正，很犹豫。
解说：小伙子犹豫的当口，一位去年在上海打工的姑娘决定留在重庆工作，她告诉记者，上海打工一个月的收入是两千多块钱，除去房租，生活费，每月基本用光。而在重庆两千元的收入，除去食宿，每月还能攒一千块钱，一时拿不定主意的小伙子最后还是决定返回沿海的工厂，这一男一女两名求职者的不同选择都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希望在家乡工作的心情。
目前重庆共有430万农业富余劳动力在其他地区就业，而今年重庆市内的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55万，这意味着要保障当地企业用工需求，需要挽留几十万返乡农民工，为此，重庆有关部门春节前就开始行动，下乡和农民工交流，希望一部分农民工能够留下来。
范伟华（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我们主要是靠服务，靠服务来引导。
解说：节后招工，中西部地区叫板东南沿海，这是一些媒体引用的标题。
日前，湖南省组织2011年产业转移来湘企业专场招聘会，节后陆续在长沙、衡阳等九个城市举行，主题是“务工不必去远方，回湘建业创家业”，希望能够留住返乡过年的农民工。
而近日，豪华大巴车开进村口，专程迎接农民工返城就业，这是出现在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所发生的一幕，长三角一位用工企业负责人感叹说，今年部分企业的招工难，用工荒现象比往年来得早，而且会去得晚。
主持人：我们看到在每一年的春节之后我们都会谈到民工荒，刚才看到我的老家重庆，这个招工的现场非常的红火，当地政府和企业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来留住农民工，其实我们知道重庆以前它是一个劳务输出的这样一个所在地，但是现在当地好像也是出现民工比较紧缺的这样一种现象，那今年两位认为，这样一个民工荒它呈现出一个怎样的新的特点？
张鸿：其实就是农民工他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个更多的选择就在他家门口，就是算一下成本和收益，过去可能一过完节，我打起背包就出发，因为我要出去打工。
主持人：想也不用想。
张鸿：家里肯定挣不了那么多钱，对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家里可能会挣和那个差不多的钱，你比如说刚才片子里，包括前面《经济半小时》的那个片子里，很多人都在算这个帐，就是算一笔帐，我在这能挣不到两千块钱，我在沿海能挣两到三千块钱，但是我还要算成本。
主持人：对。
张鸿：我在那，我要住房，租房，然后所有的开支算下来，可能我只存八百块钱，在这呢，我能存一千块钱，这个收益首先来了，其次还有情感帐，就是我在这，我和家人能在一起，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成本呢还有政府也在帮忙在解决一些成本，包括刚才我们看到新闻里边，就是他政府提供公租房给你，我们都知道。
主持人：心里非常安定。
张鸿：我们都知道住房成本对一个打工者来说，是多么的高。
主持人：很大的一笔收入。
张鸿：所以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方面的解决的话，那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说，他就会变的很纠结，就是我到底是出去，还是回来，这个，这两年的发展，中西部的竞争力，比东部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抗衡了。
主持人：对。
张鸿：我更多的可能会选择离家近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收益又高，我何乐而不为呢？
主持人：郑老师？
郑风田：今年民工荒和过去一个最大的特点的不同呢，就是中西部的很多城市也出现了民工荒，况且比过去势头要猛很多，核心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可能跟产业转移，最核心的跟中西部自己的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跟各种各样的改革开放，跟各种各样的吸引投资有很大的关系。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去过就是重庆、湖南、湖北交界的一个县，这个县过去呢，农民都跑到，就是东部沿海去打工，但是最近一些年呢，就是因为旁边的这样一个县就是，重庆市，直辖了，那么这些县的农民就感觉一个最大的特点，重庆直辖之后，他们整个经济发展特别快，各种基础设施改进很快，那么慢慢慢慢的很多人就跑到重庆去打工了。
主持人：对，机会很多。
郑风田：所以我想可能整个中西部的大城市，加强对他的投资，国家也投了很多钱，地方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么这样来说聚集了很多人气，很多企业到这来投资，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呢，中西部的政府呢，我的工资也可以拿得出手了，我呢效益也不错，你原来过去东部的工资也很高，最主要是我的房价也很低，然后你离家又很近。
主持人：所以这样一算帐的话，觉得其实留在家乡挺好的。
张鸿：对。
郑风田：另外，他通过西部还发展起来很大，他机会更多，所以我想西部里面怎么才能够持续地下去，这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那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实际的例子，来了解一下，农民工他们外出打工，他们的心理诉求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心态发生哪些变化？
解说：民工荒现象让人们更加关注农民工新的诉求，在顺德开关厂上班的温如明，在这个厂干了18年，工友们都叫他老温，可是现如今，他却面临着18年来最重要的一个抉择。
温如明（顺德开关厂职工）：小孩不能在这里安心读书，恐怕我们也要回家了。
解说：老温现在是厂里的班长，工资不比当地人低，老婆、孩子也都接到了顺德，进厂的第二年就和企业签了劳动合同，让他觉得这里很安稳，可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和教育体制，却让他不得不为儿子的前途考虑，对于眼下的用工荒，老温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温如明：企业文化一定要跟得上，还有签劳动合同，还要买养老保险，现在七零，八零，九零啊（年代的人），在这里打工，小孩放在家里，就（变成）留守儿童，在家里父母也担心，所以很多方面（原因），又要担心家里老人，又要担心家里小孩，打工就没有心思在这里打工。
解说：和很多还在外打拼的农民工不同，重庆明喻镇的程建华四年前选择回家创业。
程建华（重庆农民）：轻松，自由。
记者：一年可以出300头猪。
程建华：对，一头猪赚200元，也六万，对吧。
解说：靠养猪每年能赚到六万块钱，这让他更觉得没有必要外出打工了。是出去打拼还是留在家里？这成为当下很多务工者艰难的选择。
重庆农民工：比在外面的话，（月薪）少到七成我都可以在家。
记者：多少钱。
重庆农民工：比如3000元左右（月薪），我都愿意在家。
记者：不愿意再出去了？
重庆农民工：不愿意，谁都不愿意，这是真的，实话实说。
解说：20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指出这个群地共同面临着一些问题，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
有媒体指出，如果说传统农民工背着蛇皮袋进城，是为了生存，新生代农民工则要发展，而不仅仅是生存。弄懂农民工的春天在哪里？这是当下全社会需要思考的话题。
主持人：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位老温，他是从物质上，从精神上都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他还要求企业文化很好，他才能长久地留下去。那么两位认为他们新一代的农民工，特别是现在90后的农民工，他们的心理，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的心理诉求发生哪些变化？我们应该怎么样认识我们新一代的农民工？
郑风田：就是我们原来想像的就是一般的老的一代农民工，就是在城里挣点钱就回家了，然后新的一代农民工他希望能留下来。我前不久参加了一个圆桌座谈会，不仅仅是学者，还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有农民工来参与进去，原来我们想像的认为，就是包括政策部门的，然后学者们认为可能农民工很关心户籍问题，很关心社保问题，但是很多农民工排在第一位的是我的孩子能不能在我打工的地方受教育，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里面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信号。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有5800万留守儿童，那么现在第一代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之后，他不希望他的孩子还像他一样，长大了之后还来城市打工，他希望他的孩子已经是二代农民工了，那么能够在城市里面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后能够自然成为城里的一员，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教育要求特别高，如果这个时候城市里面能够接受他们的孩子在这接受教育，我想不但城市得到一批受过很好教育的守法的一些公民，实际上也能够吸引住农民工的心。因为你想，25岁他出去，回家去带孩子，35岁再出来，城市又不要，那么这一代人，可能统计出来有五六千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民工荒的原因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农民工的新的价值，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不再重走他的老路。
——发展比赚钱更重要
张鸿：全总的报告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了新生代和过去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别，就是总体上，方向上，第一代传统农民工55%认为我是想出来赚钱养家的，这大家都知道，但是新生代的外出务工者他的这个需求，我觉得我是挺意外的，第一位是寻找发展机会，就是他其实是想融入到这个城市里边来。
主持人：对。
张鸿：自己，还有自己的下一代，成为城市的一员，所以这就是郑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就是我别的公平，我可能很难一下都要求到，但是我最看重的是子女的教育这个公平，能不能尽量的给我满足，如果这个你满足不了的话，那其他的那些你就很难，都很难了，这个时候在他家里边，亲情牌起了作用，就是我回到老家，如果回到老家的话我的待遇什么的，就是我的收入没有那么低，没比城里那么低，但是亲情占了很大的份额，就是我可以和孩子在一起，而且孩子呢也可以选择相对来说，在当地比较好的这个教育。
主持人：对。
张鸿：对吧，因为我毕竟在外边打工，我还是有一点点实力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天平就发生了转换，所以如果我们从大城市，或者说沿海的这些城市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你要想留住他们，你就要想法怎么去满足他的发展的要求，那这里面，包括子女的教育，包括权利的平等，包括全总也提到说农民工他们可能在职业伤害上面，可能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包括职业病，就是包括你不能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你说他们忍辱负重，他们愿意忍受这个辱，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权利意识要比上一代要强得多，所以我不愿意忍受那么惨烈的就业环境，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主持人：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民工荒，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是提高工资，或者是提高他的现在的待遇所能解决的，他们可能关注的是一个长远的发展，怎样会有更多的机会，包括自己的下一代。那么我们每一年都会说到民工荒，其实每一年特现实的情况都会发生些许的变化，怎样更多的满足农民工他们的心理需要和尊重他们？也是我们政府和企业必须要考虑到的长远的问题，稍候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解说：如何才能最终解决“民工荒”？短期和中长期解决之道在哪里？《今日观察》正在评论。
主持人：好，欢迎回到今天的《今日观察》，面对今年再度出现的民工荒，用工荒，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片子来看一下专家和媒体他们的观点。
解说：目前我国有2.3亿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1亿人，新生代农民的新诉求和新期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真正弄懂新生代农民工的春天在哪里，与他们一起分享发展成果，企业和社会才能实现共赢。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蔺栋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要求更舒适，更有保障的工作环境，农业生产收入提高，重新夺回部分劳动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截留大量劳动力，这些现象混杂在一起，使今年的用工荒比往年来得更加猛烈。
经济学家樊纲表示，应想办法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用各种办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这是现在“十二五”规划一个重点，也是现在，当前应该抓紧做的事情，在我们没有高能力，高质量禀赋的时候，比较长时间保持低能力禀赋，有一个长期竞争力，对中国的长期增长非常重要。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认为，持续的用工荒正在另一方面形成倒逼机制，让企业不得不加快转型升级，这无疑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新华社文章，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背后是越来越严重的农民工后顾之忧，他们不愿意过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如果农村，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不尽快跟上，城镇化过程中不能使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落地生根，解除后顾之忧，用工荒现象就难以消除。只有加快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深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制度改革，才是破解用工荒的治本之策。
主持人：看来关于对农民工的这种关怀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话题，刚才我们很多专家学者也是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那么政府和企业接下来应该做哪些具体的措施才能让我们农民工的这种诉求得到满足，实现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多赢。
——民工荒也是年龄荒
郑风田：对我们国家的农民工，我有一个很突出的印象，比如到北京，你到饭店去，你发现服务员“一顺”的是小姑娘，你坐飞机也发现服务员“一顺”的是小姑娘，小伙子。
主持人：年龄很轻。
郑风田：你到国外就不一样，国外很多服务行业里面有很多年纪很大的人在那做服务。所以我们政府层里面一定要重视，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民工荒里面主要是年龄荒，都要90后，80后可能就有点老了，就是有一个35岁以后就想到城市来打工就很难找到工作。
主持人：对。
郑风田：实际上你把年龄段延长到35岁，比如到65岁，那有很大一段人。
主持人：因为我觉得工种不一样嘛，其实完全是可以分开的。
郑风田：尤其是做服务行业的，非体力的，实际上老年人，中老年人做得可能还很好。
主持人：对。
郑风田：所以我想可能从政府层面来讲，我们应该就是把这个就业的年龄歧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说你企业雇佣人，不能够只雇这些很年轻的小女孩小男孩。
主持人：政府倡导，企业应该响应。
——对农民工不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郑风田：对，这个年龄歧视里面，这是政府应该规定的事，不能够在就业的时候对所有年龄段一律平等；另外一个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比如一次金融危机，发达国家里面德国一枝独秀，恢复得很快，德国里面出口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复苏，那么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德国里面有一大批的隐性冠军，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提高之后，基本上没有竞争力了，所以都放弃了制造业，德国不但没放弃，他的制造业里面的因为出口强大还带动了德国经济恢复。那么原因在什么？实际上核心里面，德国的出口核心就是一些隐性冠军，这些隐性冠军就是中心企业，中心企业都是在他行业里面数一数二的，那么中心企业为什么能创造这么大的竞争力呢？就是背后企业里面有一批技术水平很高的员工，他们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企业不解雇这些员工，大家一块抱团，那么这些员工在企业里面受到很好的技术培训。所以这给我一些启发，实际上我们国家里面，一方面就是民工荒里面是技工荒。
主持人：高级技工。
郑风田：就是大家都希望招一些技术水平很高的，都不愿意去培训，第二个就是说我经济好的时候我招你来，经济不好的时候我把你赶走了，所以实际上德国这两个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企业里面和政府，因为我们国家政府实际上有很大一笔钱来进行培训农民，但是以后应该改变它的方式，比如哪个企业愿意招人，又接受培训，我给企业一些激励，然后第二个实际上也促使企业家里面应该什么呢？跟员工一块抱团，那么当然我们整个从政府层面还要解决的民工荒，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因为像留守儿童的入学问题里面实际上是政府层面的工作，然后比如职业教育培训，还有年龄歧视都是政府应该做的。所以从民工荒来说，我觉得一个好事里面，促使政府认为过去我们劳动力认为是无穷多，但是现在里面确实出现了问题，一方面说明我们经济还不错，另外一块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掘出来，我们略微政策改一改，调整一下，我想可能民工荒问题里面能得到很大缓解。
主持人：应该得到平衡。
郑风田：不至于影响，现在很多企业片面的靠增加工资，我认为很短期的，因为现在确实中国的制造业，现在有不少企业把工厂迁到比我们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柬埔寨、印度去了，所以我们提高工资是一个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通过我们的其他方面的一些途径，年龄、留守儿童教育，还有各种各样的培训，我想整个中国产品竞争力起来了。
主持人：对，目光不能短浅，一定要放得长远一些，但是可能有些企业还是觉得有点吃力，这个是不是还存在着一种矛盾？
张鸿：对，所以它整体上来说是个待遇化，当然不像郑老师说的光是工资问题，其实这个待遇是一个软待遇，就是整个的，包括子女教育，包括养老，包括你能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就是你在这打工，你看全总那个报告，同样我在城里边干活，农民工挣的平均工资是一千多，但是城镇的平均工资是三千多，这个差别特别大，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待遇，包括年龄的待遇，就是如果你年轻人的待遇很高，成本很高的话，当然他就倾向于，企业就会倾向于选择年纪大一点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他成本差不多，都是给你一千多块钱，给你八百块钱就完了。
主持人：所以他当然会选择更年轻的，有些行业或者服务行业。
张鸿：对，他当然选择跑得快的那种，还有一个就是政府在这里面能不能承担，提供这个比如说培训待遇，你看金融危机的时候咱们投资了那么多钱说要农民工培训，但是现在这两年过去了，应该这些人，我们应该有一些技术工人应该已经开始出来了，对不对，能够解决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失衡了，所以整个的这个待遇，如果能提上去的话就不存在什么民工荒，所以根上的问题是你要提高待遇，工资待遇，什么的待遇，包括如果实在不行，你就是，我说我这个政府我就缺人了，我这个地方的企业没法开工了，那你把户籍放开。
主持人：那么就这样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下网友他们是怎样评论的。
“败絮其外”他说“出现民工荒的根源首先在于出门打工的成本增长太快，打工收入已经无法承受高昂的支出，其次呢是是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也可以找到合适的岗位，无需再背井离乡，第三是随着打工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对于技术含量低，薪酬少的岗位不再感冒，他们渴望被城市接纳，渴望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一切都迫切要求传统用工企业加紧转变发展模式，提高工人的薪酬待遇，要求政府对企业减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要求社会尊重农民工，建立统一的用工制度，改变歧视外地农民工的现状”。
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全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下我们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他们的观点。
贡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那如果我们政府部门认为这个是由于我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问题，还是由于我们城市规划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这个管理上的问题，这个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积极的方案解决问题，消除一些城市里面社会融入的障碍，对那些有稳定就业的，逐步放开给他们一定的社会经济权利。拿住房来说，假如说你在这个城市交了一年保险费，那么你就可以购买这个商品房，再交了三四年的保险费，你就可以享受廉租房，教育上来说假如说你交了一年保险费，你小孩来了就可以上学，那么假如说交了一两年保险费，你小孩就可以跟城人同等就近入学，那么再交个几年的保险费呢，你小孩就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了，给稳定就业的，交了保险费的一点希望。
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从长期来看，中国现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问题，还是一个现实，并不存在说已经到了劳动力供不应求了，不排除在经济周期波动中间，出现招工难的问题。从管理角度其实还是要考虑要给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提供方面要解决，因为有很多人找工作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中介信息服务不够，产生地区性的信息沟通不方面的不平衡，发展中介服务，发展公共就业服务很重要；另外一个方面工资机制调整，要去解决劳动供给问题，其实还是要从利益体制上解决，如果没有很好的工资增长机制，他也可能就退出劳动力市场。所以从农村进入城市，他本身要解决劳动供给问题，你要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待遇水平，这个待遇水平的确定，企业其实要去解决，当然这个方面还有企业，可能不光是工资水平，现在新一代农民工呢，二代农民工他要求工作生活平衡，包括职业发展啊，培训啊，从产业升级角度来讲，中国企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主持人：从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农民工自身来说，其实民工荒不是一个坏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目前存在的问题，那么农民工怎样更主动地争取到自己的权益，并且逐渐获得更大的权益，他们应该怎样做？
张鸿：我们说民工荒的时候其实是站在企业的角度，站在那些用工城市的角度，说是荒了，好像大家很紧张，但是如果假定农村有一个黑板报，他们怎么来，会用什么样的标题？他们会说就业形势一片大好，现在用人紧缺，所以其实我们不用慌，问题是我们怎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把他们当做家人的话，我们就给他家人的待遇，而只有我们把他当做家人，他才会把城市当做一个家，否则的话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只是会把你这当成一个客栈。
主持人：说得非常好。
郑风田：今年春节有一则新闻让我感觉农民工的春天来了，什么新闻呢，就是不少城市里面都学杭州，图书馆一律对所有人开放，包括农民工，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的新闻，为什么呢？美国曾经有一个钢铁大王，他在16岁的时候出来打工，那么当时工厂旁边有一个小的图书馆，免费的，所以他在里面读了很多书，这个人叫卡内基，他最后成了一个钢铁大王，所以他赚到钱之后呢，他第一件事是把他所有的财产捐了之后在美国的每一个县就开办一个公共图书馆，让所有打工仔都能够免费的到那里面去阅读，所以我想呢，农民工的权益呢，一个是国家的政策要，大环境要给他，另外自己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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