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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2 作者：付毅飞 陈磊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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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日前在中国人口学会年会上透露，“十二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出现第一次高峰，2015年老龄人口将突破2亿人。
7月11日是第21个世界人口日，“人口老龄化”问题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根据联合国新标准规定，一个地区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可以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
其实，中国在2001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专家预测，在2024—2026年前后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至本世纪中叶，65岁以上人口将占中国总人口的1/4。
对此，各方面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见解。有人提出放开二胎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有人对“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充满忧虑；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曾毅，最近也是从老龄健康影响因素及保障机制的角度提出：“我国在此方面跨学科研究与科学管理对策准备还很不足，急需加强。”
问题种种，我们该如何应对？
放开二胎能否化解“老龄危机”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将目光投向了现行的生育政策，“放开二胎”的呼声逐渐叫响。
一直呼吁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教授易富贤，近日在一次题为《大国空巢——中国社会老龄化危机》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应尽快停止。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而言，控制人口一方面会导致有效劳动力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影响人口增多带动的内需扩大，从而减少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使得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过剩两种局面将在中国长期共存。
青年经济学家刘正山则认为，可以放宽城市生育二胎。新增婴儿成长为适龄劳动力需要20年左右，而那时恰好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时期，到时候这些新增劳动力将创造大量财富，并能够供养老龄人口。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红刚也指出，不应对生育政策强加过多的干预和控制。适应社会的动态性变化，才是人口政策应该调整的方向。
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教授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表示：“认为放开二胎政策就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这是个误解。”
他说，预计到204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的峰值，占总人口的31%左右。目前，我国的人口出生率是1.7—1.8，即一对夫妇平均生1.7—1.8个孩子，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将出生率提高到2，到2040年，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比重由31%下降到29%，意义不大。所以，放开二胎政策对缓解老龄化的作用可谓杯水车薪。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近日也对媒体表示，现在的老龄人群和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关系。因为计划生育以来的这些人到2020年左右才进入老龄状态，现在的老龄人口的形成，是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在客观上加快了老龄化的进程。
张枫说，党中央、国务院之所以提出在“十二五”时期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主要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潮，这个时候出生的孩子，现在已进入婚育期，所以目前我国的生育水平处于回升状态；此外，部分地区基层管理工作比较薄弱，导致流动人口超生问题比较严重，在这个时候如政策松动，风险非常大。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人口老龄化最好的防范措施。”
翟振武也认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这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压力的考虑。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风险较大。但他表示，今后有可能将政策逐步放宽为允许夫妻双方只要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单独”家庭，也可生育两个小孩。
“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应对老龄化的措施之一，更长远的举措是完善教育体制，提高劳动者素质，同时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以及整个国家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说。
他表示，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是靠几亿劳动者推动形成的，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数量并不多却能创造更多财富，关键在于劳动价值高。“任何国家都会经历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直至消失的过程，因而我们不能把经济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他说，“人口数量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素质而不是决定因素，更为关键的是劳动者的素质。”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中国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期”将继续保持10年以上。
李建民也认为，我们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将继续享受人口红利，因为老龄人口的比例在增长，但是劳动人口比例也在增长。
然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终将有消失的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16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大概从2010年到2015年都处在峰值阶段，顶点将出现在2015年，随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开始逐年下降。
对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提出，中国有必要抓住当下人口红利处高峰阶段的重要机遇加快发展。
“中国如能创新制度安排，至少在2020年前，有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说，这些制度安排包括，良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等。
应对“老龄社会”的科学准备不足
除了社会和经济的视角，还有专家从科学的角度为应对老龄化提出了建议。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严峻挑战，尤其是老龄健康影响因素及保障机制的跨学科研究与科学管理对策准备还很不足，急需加强。”曾毅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深入研究老龄健康人口问题，必须在开展经济管理与公共政策等社会层面研究的同时，加强社会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深入分析评估社会、行为、环境、遗传等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
他介绍说，世界各国研究均表明，人类不同个体和群体的健康和寿命差异是由社会、行为、环境、遗传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共同决定的，其中社会、行为与环境因素贡献大约75%，而遗传因素贡献大约25%。
“如果仅从生物学单一的角度寻找影响健康长寿的遗传因素，即使分离鉴定出统计上相关的基因，也不能分析判断它在不同社会、行为、环境条件下对健康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因此，曾毅认为，必须由社会科学、遗传生物与地理环境学者合作，深入分析评估社会、行为、环境、遗传交互作用，真正理解行为和社会环境对基因表达和作用强弱的调节作用。
据了解，西方国家非常注重老龄健康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下属的国家老龄研究院2004年将新英格兰百岁老人研究、乔治亚州百岁老人研究、全国老人长期照料研究，以及欧洲相关项目等15个有关健康长寿与遗传的调查研究项目组建成“长寿研究联盟”，以加强社会与自然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联合攻关，并充分利用资源，整合扩大样本量，提高统计分析力度。
“我们只有探讨如何通过外因（社会、行为与环境）来调动或抑制内因（遗传）的积极或消极作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提出有效的老龄健康保障对策和科学管理方案。”曾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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