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航油大佬陈久霖，人们会不自觉地想起他作为央企高管的峥嵘岁月，可能也会想起他担任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期间，差点导致中航油破产，他是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央企高管。在新加坡监狱苦熬了1035天之后，复出担任葛洲坝国际公司副总经理的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公众视线，连名字也刻意换成了陈九霖，他正力图让世间遗忘那位曾蜚声商界的航油大佬陈久霖。（《京华时报》6月23日）
    虽然新的职位与他十分熟悉和眷恋的石油行业八杆子打不着，但有了国企这个足可信赖的“娘家”，陈九霖俨然彻底告别了那个惹祸落马的陈久霖。
    不论陈本人如何信心满满，国企高管服刑后又曲线复出，这仍不免使社会舆论为之纠结。现在不乏专家出面帮腔，称国企高管毕竟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家公务员，其悄然复出与犯有过错的国家公务员易地做官之类无法类比，也与目前法律不相冲突。话虽可以这么说，但专家的语焉不详不仅听起来理不直气难壮，也难平复坊间蜂涌而起的质疑。它还暴露出一些央企高管的“仕途”，正如他们备受公众质疑的“钱途”一样，已陷入日渐离谱的怪圈。
    央企既有非经济的战略意义，又有经济和市场命脉的担当，同时还有保证国有资产良性运转的使命——如无不可抗力左右，确保其保值增值更是天经地义。虽然央企并不能给我们以全民分红的实惠，但它与其他企业一样平等纳税，且以合适比例向国家这个大股东分红。这一切正是国企高管们的职责所系，至于因为决策失误而导致巨额亏损甚至是违法犯罪之类，高管个人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国企高管们到底做得如何，面对舆论不断质疑，鲜见他们扪心自问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公民的“述职”。坦率地说，某些央企在我们百姓眼中看起来完全不像央企。
    中航油事件后，陈久霖在异国他乡锒铛入狱尤其让人感慨良多。如果陈久霖不是在新加坡证券交易市场上抛售大量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股票，涉嫌内部交易，酿成新加坡自1994年巴林银行破产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事件，新加坡法律肯定不会充当太平洋警察而去干预中国央企的亏损。
    虽说陈久霖2004年就因为决策失误和错误判断而导致中航油5．5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并濒临破产边缘，但他的落马，却直接缘于在新加坡的犯罪；入狱一年后（2007年）才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
    陈九霖的曲线复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好印证了他曾经宣称要向国资委“讨说法”的传闻。他在中航油曾经的“巨亏”业绩，在新加坡的犯罪经历，以及在国内被“双开”的处分，丝毫无碍于他继续登上“央企高管”宝座。这类央企到底依据什么能证明他是合适人选？央企高管的遴选到底有谱没谱？在陈九霖事件上，我希望看到更令人信服的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