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媒体透露，中央经济智囊齐聚北戴河，商讨下一步的经济走势和对策。据说大部分智囊认为，“经济增速下滑可能比通货膨胀更可怕，刺激经济势在必行。但是以放松货币的方式还是以财政刺激，则没有定论。

　　我们认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还应该坚持，而财政则应该由稳健变成积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清醒地理解，货币政策存在一种“多做多错”效应，如果用货币政策来微调经济，很可能会步入“格林斯潘式”的下场。
　　对于美国经济金融的困境，现在多数人开始归咎于格老在2001年到2003年间采取的长期低利率政策。自从1987年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后，与表象不同的是，格老本质上却是一个厌恶相机抉择的古典主义者，直到2001年转向激进，在给其带来促使美国摆脱经济低迷的荣誉同时，却也埋下了资产泡沫的阴影，也就是这一时期，格老引领全球货币当局回归凯恩斯主义。
　　不幸的是，众多国家的货币当局都存在格老的“崇拜者”，在其“积极作为”的过程中，本国货币政策的“双刃剑”效应、全球货币政策的不协调性也日益突出。事实上，长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都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中长期来看，货币政策的过于“积极”可能弊大于利。
　　世界上有“聪明”的和“平庸”的货币当局，当“聪明”的货币当局采取积极政策时，经济不确定性的风险也在增大，而“平庸”的货币当局采取积极政策时，也经常会弄巧成拙。最佳的状况，大概是由“聪明”的货币当局采取保守的政策，但这却是多数格老崇拜者所难以做到的。
　　当然，各国货币当局面临的政策环境并不相同，但上述原理却是相通的。自从2004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正式”淡出之后，货币政策便成为政府与民众心目中的宏观调控“明星”，无论是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等宏观政策目标。
　　目前，大洋彼岸的伯南克延续着格老后期的政策思路，并且变本加厉地投入到凯恩斯或新凯恩斯主义的怀抱中，即使能够尽快把美国从次贷危机中挽救出来，也许只是为下一次的危机埋下伏笔。
　　在中国，我们有必要及时反思一下货币政策的理念与思路。一方面，从数量工具来看，首先是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不断降低，金融创新导致货币的计量更困难，当前指标已难以反映货币供应的实际情况；其次是货币政策的可控性降低，货币供应体现出强烈的经济增长中的内生性；再就是货币供应与GDP的相关性下降，主要是“金融脱媒”使通过银行体系的调控效果有限。另一方面，从价格工具来看，利率市场化不足、利率与汇率政策缠绕在一起、利率与数量工具难以联动等，也使得利率政策效果实在有限。
　　由此看来，在基础政策环境与发达国家还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的重点不应只是借鉴国外经验，而应放在努力创造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方面。面对各界对货币政策令人眼花缭乱的要求，货币当局更应当倾向保守主义，避免“多做多错”。所以，现在用放松货币来进行微调，是一种错误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