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19年，一位名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美军上尉情绪低落，在他看来，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涯就是漫长、单调乏味的清贫生活。他考虑离开军队，去印第安纳波利斯，接受战友提供给他的一份工作。但后来，他听说军队需要一名军官参加一个横贯美国大陆的拉力车队。组织这次活动是为了向美国人民展示汽车运输的巨大潜力，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美国需要更好的高速公路。只是为了摆脱他的无聊，为了在西部安排一次花销不多的家庭度假，他报了名。他后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从东海岸开到西海岸是一次真正的冒险。”在他的记忆中，这是一次“乘坐卡车和坦克穿过最黑暗的美国”的旅行。

　　 1919年7月7日，在白宫草坪南边的零公里路碑处举行了致辞仪式，然后旅行开始。车队共有42辆卡车，5辆供参谋、观察和侦察人员用的客车，还有摩托车、救护车、坦克卡车、野战炊事车、活动修理车以及信号兵的探照灯车。从这些司机的业务知识和开车技术来看，至少是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他们对内燃机车队倒不如对马队更熟悉。头3天，车队每小时行进9公里。艾森豪威尔说：“不怎么样，和最慢的运兵军用火车差不多。”这种速度就再也没有快过。在旅途中，不是车轴和皮带断了，就是火花塞出了问题，再不就是刹车失灵。而道路呢？按艾森豪威尔的话说，简直是各式各样，“从马马虎虎有条路，到无路可寻。在有些地方，沉重的卡车陷进路面，我们得用履带拖拉机把它们一辆一辆地拖出来。有些日子，我们原指望每天走60、70或100英里，但结果只走了三四英里”。

　　从7月7日离开华盛顿，直到9月6日这支拉力车队才到达旧金山。车队在欢呼的人群簇拥下游行了一圈之后，加利福尼亚州长致祝词。他把司机比做“不朽的49人”①艾森豪威尔则看到了未来。他回忆说：“这个老车队使我开始考虑到修建条件好的双车道高速公路。”这导致了35年后，他作为美国总统，积极倡议修建一个庞大的州际高速公路网。总之，1919年艾森豪威尔一行的这次慢腾腾的“穿越黑暗的美国”的旅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美国人的摩托化。

“旅行世纪”

　　 1916年，迪特丁曾给在美国的一名壳牌高级董事写道：“这是一个旅行的世纪。战争造成的不安分会使旅行的愿望更为强烈。”他的预言在战后的年代里很快得到证实。其结果不仅改变了石油工业，而且改变了美国以致全世界的生活方式。

　　这场转变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1916年，也就是迪特丁作出预言的那一年，大约有450万辆车在美国注册。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组装线上的汽车便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滚滚而来。20年代末，美国的注册车辆已激增至2 310万辆。这当中的每一部车都一年比一年跑得更远。1919年，车辆的平均行车里程为4500英里，1929年达到7 500英里，并且，每辆车都是用汽油驱动的。

　　美国的面孔由于汽车大规模地出现而发生了变化。在《仅仅是昨天》（Only Yedsterday）一书中，费德里克·艾伦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的新面貌：“铁路边上那些曾经繁荣一时的村庄，其经济开始萧条。而靠近61号公路的村庄却刹时兴盛起来。到处可见车库、加油站、热狗摊、饭店、茶馆、旅行者之家、露营地，以及一派热闹富足的景象。市区电车营运衰减下去。一条又一条的铁路支线被遗弃了。20年代初，大多数的城镇只需在主要街道上安排一名交通警就足以控制市内的交通。可是，到20年代末，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红绿灯、闪光信号灯、单行道、干道车站、越来越严格的停车法都出现了。每一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中心街道上的车辆络绎不绝。它们一辆接一辆，有时能排满几个街区……蒸汽时代已被汽油时代所代替。”

　　在美国，这场汽车革命的影响远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到1929年，世界上78％的机动车集中在美国。那一年，美国每5个人就拥有一辆车，而在英国平均每30个人才有一辆，法国是每33人一辆，德国每102人一辆，日本每702人一辆，苏联每6 130人一辆。毋庸置疑，美国是最大的汽油消费之邦。石油工业基本方向的变化也同样富于戏剧性。1919年，美国每天的石油需求这是103万桶，1929年达到258万桶，是1919年的2.5倍。石油在整个能源消耗中的比例在这一时期从10％增长到25％。汽油的增长最快，达4倍多。1929年汽油和燃料油合起来，占石油总消耗量的85％。相比之下，煤油的生产和消耗已不值一提了。“新光明”已经让位给“新燃料”。

汽油的魔力

　　美国进入机动车文明时代还伴随着一个重要的发展，这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汽车加油站的出现。20世纪20年代以前，大部分汽油由商店出售。他们把汽油装入罐子或其他容器，放在柜台下面或者商店的后院里。产品没有商标，开车人无法知道他得到的是汽油，还是掺了廉价石脑油或煤油的劣质产品。除此之外，这种销售方式是令人讨厌的和繁重的，速度也很慢。机动车时代之初，一些零售商试验着用汽车将油送到每一户。这个主意从来没有真正实现，主要原因是这种车常常会爆炸。

　　需要有一种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开车进入式加油站。建立第一个加油站的荣誉应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发起人。但根据《全国石油消息》（NotionolPetroleum news）报道，其中最突出的是1907年在圣路易斯的汽车汽油公司。这家石油出版物在内页登了一则小消息，题目是《为开车人设立的车站》。文章说，圣路易斯的汽车汽油公司成功地试验出一种直接供应汽车用油的方法。后来，该报编辑去参观了该公司设在圣路易斯的第二个加油站。在他眼里，这个加油站完全是一堆破烂。一个简陋小屋，堆着几桶汽油。屋外有两个破旧的热水罐安在高高的支架上。每个罐子都接着长长的浇花园用的水管，利用高低落差将汽油注入汽车的油箱。这或多或少就是早期加油站的面貌：门面狭小，空间拥挤，肮脏不堪，破破烂烂只有一两个油罐，而且还要通过一条狭窄的土路，汽车才能勉强地开到大街上去。

　　直到20世纪20年代，加油站才得到真正的发展和壮大。1920年出售汽油的销售点绝对不超过10万个，其中一半是杂货店、百货店和五金商店。10年后，这类商店很少继续出售汽油了。据估计，1929年汽油零售点数目已经增至30万个，它们几乎全部是加油站或汽车修理行。开车进入式加油站从1921年的ｌ.2万个增加到1929年的14.3万个。

　　加油站遍布各地，大城市的街角，小城市的主要街道上，乡间的十字路口处，到处都是。在得克萨斯州的沃思堡，一个受人欢迎的高级加油站开张了。它有8个油泵和3条通向大街的道路。但加利福尼亚，特别是洛杉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现代化加油站的诞生地。那里有带有巨大标志的标准建筑，有休息室、阳棚、优美的环境和柏油路。由壳牌首创的“饼干盒”式加油站以惊人的速度遍布全国。到20世纪20年代末，壳牌不仅从汽油销售中赚钱，而且还从轮胎、电池和附件的销售中获利。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把加油站变成一个高大的商店，除了汽油，还出售全套石油产品。从摩托车油到家具上光蜡，从缝纫机油到吸尘器油，无所不有。一种新型的油泵很快传遍全国，这种油泵先将油打入上方的一个玻璃杯中，让顾客看看汽油的成色，然后，再注入顾客的汽车油箱里。

　　随着加油站的发展，竞争也日见激烈。它们高高打出新时代的种种标志和记号：德士古的五角星，壳牌的扇形贝壳，太阳公司的闪光钻石，联邦公司的“76”，菲利浦的“66”，索科尼的飞马，海湾公司的圆碟，印第安纳美孚公司的红色皇冠，辛克莱的雷龙，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具有爱国象征意义的红、白、蓝三色等等。竞争迫使各个石油公司设计自己的商标，以保证自己的商品在全国各地都可以被识别。这些商标都变成了非宗教的偶像。当司机们沿着遍布美国并且不断延长的道路驾车奔驰时，看到这些标志，他们感到亲切熟悉，充满信心，富有安全感以及归属感。

　　加油站激发了石油公司道路交通图的发展。一位专家将其称为“美国对制图学的独特贡献”。第一张专门指导车辆的路线图可能是1895年《芝加哥时代先驱报》（Chicgo times herald）上登出的一张图，它被用来指导该报社赞助的一次54英里的汽车比赛。然而，1914年，交通图才正式出现。海湾公司在匹兹堡设立了第一个加油站，一位当地广告界人士建议在加油站免费分发地图。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个主意迅速传播开来，地图成了大量销售的东西。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吸引顾客的设施和花样。1920年加利福尼亚壳牌分公司为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制服，而且每周报销三次洗衣费，但禁止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看杂志和报纸，禁止收取小费。到1927年，那些被称为“加油站推销员”的人要问顾客：“我可以帮您检查一下轮胎吗？”公司不允许他们在工作时有“个人的观点和偏见”。“推销员在为东方人和拉美人服务时，应该小心谨慎。和他们谈话不能用支离破碎的英文。”
 
茶壶山风波

　　由于汽油价格影响到众多美国人的生活和财产，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每次汽油价格的上涨都成了人们报怨的对象，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也成为州长、议员甚至总统议论的话题，以及美国政府各部门调查的目标。1923年，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民粹主义者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举行了一次关于汽油价格上涨的“听证会”。他和他的小组委员会警告大家：“如果允许少数几家大石油公司像自从1920年1月以来那样在今后几年继续操纵石油价格，那么，美国人民就得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为每1加仑汽油支付1美元的价钱。”后来，由于石油供应过剩，油价下跌，他的这番话失去了意义。1927年4月，汽油零售价在旧金山已降到每加仑13美分，在洛杉矶为10.5美分，远远低于拉福莱特可怕的预言。

　　如果说拉福莱特在油价的涨跌方面言过其实，那么在另一件事情上，他却一语中的。这件事，原本是他关于油价调查的一个插曲，即他领导的参议院的首次调查，发现了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最奇特的丑闻之一——茶壶山丑闻。

　　位于怀俄明州的茶壶山得名于其地质构造的外形。它是塔夫脱和威尔逊总统当政时作为“海军石油储备”划出的3个油田之一（另两个在加利福尼亚）。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争论美国海军由烧煤改为烧油的结果。在这一方面，美国的情形与英国相同。1911年，与英国同时，美国政府作出决定：让美国海军舰只由烧煤改为烧油。第二年，为减缓供应的巨大压力，华盛顿开始在石油产区建立海军石油储备区，以备“在一些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下提供石油。但是，这个决定以后在华盛顿引起了一场长时间的争论，其焦点围绕着：是否应该建立这些储备区以及私人企业能否在这些储备区进行部分开采。

　　这场辩论是美国20世纪持续的有关公共政策辩论的一部分。辩论的一方支持私人企业在公共土地上开发资源，而另一方则主张联邦政府应该管理和保护这些资源。

　　 1921年，哈定入主白宫。他力图使能源辩论中的双方消除敌意，在保存和开发资源方面维持和谐的关系。但由于他选择了新墨西哥州的参议员艾尔伯特·福尔担任内务部部长，便很难掩饰他更注重开发的真面目了。福尔是一位有政治势力的、成功的农场主、律师和矿主。一家杂志说他是“一个边疆人，粗鲁而敏捷，打起仗来两拳左右开弓，看上去像过去得克萨斯州的警官。据说他年轻时，用枪之神速和准确可以同柴恩·格雷小说里的西部侠客相比”。福尔认为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公共土地。这一点和他那黑色宽边的牛仔帽以及酷爱好马的习性一样，是典型的西部风格。辩论的另一方对福尔的评论差距很大。一个重要的能源保存派人士说他是“开发团伙的一员”，还说：“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比他更差劲的内务部部长人选，但绝不那么容易。”

　　福尔成功地把石油储备区从海军部抢过来，置于他的内务部管辖之下，随即又把这些土地租赁给私人公司。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无人知晓。1922年春，在租赁合同签署之前，新泽西美孕石油公司的蒂格尔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广告商艾伯特·拉斯克的办公室里。拉斯克曾主持过哈定的竞选活动，眼下是美国海运委员会主席。蒂格尔对他说：“我知道内务部要签署一个租赁茶壶山的合同。这件事整个石油界都有所察觉。我对茶壶山不感兴趣。对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来说，那地方一点用也没有。但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告诉总统，这件事有问题。”

　　拉斯克有些迟疑，但他还是拜见总统，并转达了蒂格尔的话。总统在办公桌后面踱来踱去，然后说：“我听到这种说法不是第一次了。如果福尔不是一个诚实的人，那我也就不适合当美国总统了。”很快，这两种假设都得到了充分的检验。

　　福尔以极优惠的条件将茶壶山租赁给哈里·辛克莱，这就保证辛克莱石油公司得到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市场：美国政府。福尔又将一个更大的加利福尼亚储备区——埃尔克山出租给了爱德华·多汉尼。这两人都是美国石油界的著名人士，都是凭自己的本事在老美孚石油之外创立了自己的重要企业的“新人”。多汉尼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他最早是一个探矿者。有一次，由于掉进矿井，他的两腿摔断了。利用卧床养伤的时间，他看了大量的法律方面的书。据说，他还曾经持刀打退过一只美洲狮。到20世纪20年代，他已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他的“泛美石油公司”的原油生产已超过任何一个美孚独立公司。多汉尼工于心计，对两党的政客他都小心取悦，予以赞助。

　　哈里·辛克莱也是如此。他是堪萨斯州一个城镇里的一个药铺老板的儿子，从小耳濡目染，后来子承父业。但是，在他20岁那年，在一场投机中，他失去了自家的店铺。破产之后，他以倒卖钻机井架所用的木料为生。后来，他又在堪萨斯东南部和俄克拉荷马州奥赛治印第安人领地购买和出售小块的石油地产。他设法吸引了一些投资者，在各个租地建起了一批小型石油公司。他是一个出色的商人，一个坚强有力、颇为武断的企业家。他相当自信，不愿屈从于任何人，特别是他的股东。他的一个同事说：“他无论坐在哪儿，都在桌子的上首。”他总是我行我素。他把赌注下在俄克拉荷马的格兰油田上，赚了一笔。他来到俄克拉荷马的新油田，那里油如泉涌，却还没有接通输油管线，于是他以每桶10美分的价格买进所有弄得到手的原油，筑起铁罐储存起来。等到输油管接通之后，他又以每桶1.2美元的价钱将油卖掉。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辛克莱已成为美国大陆中部最大的独立石油生产商。但他必须把油卖给那些规模庞大根基牢固的一体化公司，受人家的摆布，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1916年，他筹集起5 000万美元的资金，迅速建立起他自己的一体化公司。不久，他的公司已跻身于全国10家最大石油公司之列。辛克莱作为公司的绝对君主，时刻准备在国内任何地方争夺生意。他的思维习惯是：当他想做某件事时，什么都不能妨碍他，而茶壶山就是他想做的一件事。

　　 1922年4月，在一片谣言声中，内务部与多汉尼和辛克莱签订了合同。参议员拉福莱特开始着手调查。他发现那些曾反对将储备区从海军移交给内务部并反对后来的租地合同的海军官员，都已经被调到遥不可及的地方去了。拉福莱特的疑心更重了。不过，这种怀疑只维持了1年。1923年，福尔辞去内务部部长职务。尽管他越来越遭人议论，但他仍旧是个地位牢固、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

　　至此，哈定政府陷入了丑闻和劣迹的泥沼之中。随后不久，哈定在旧金山突然逝世。医生说他死于“栓塞”。但一家报纸的编辑说：“这种病部分来自恐惧，部分来自羞愧，部分来自内心极度的混乱。”他的副总统加尔文·柯立芝继任总统一职。

　　同时，参议院的公共土地委员会接手茶壶山一案。但当时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有些人认为这桩疑案不过是“茶壶里的一点风波”而已。后来，出现了巨额利润的事情。福尔大约在租赁茶壶山的同时就对他在新墨西哥州的农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耗资巨大，还购置了邻近的一个农场。钱是他从一个小小的锡盒中取出来的百元钞票。他是如何突然暴富的呢？人们一再追问有关他的财务状况突然改观的问题。迫于压力，他说，他从《华盛顿邮报》（Washing ton post）发行人内德·麦克莱恩那里得到10万美元的贷款。人们在棕桐海滩①中找到了麦克莱恩，此时他正因疾病在这里疗养。麦克莱恩承认借钱一事，但他说，福尔几天后就归还了支票，根本就没去银行兑换。还有更令人尴尬的事件：辛克莱的秘书证明，辛克莱曾告诉他，如果福尔需要的话，就给他2.5万美元或3万美元。福尔确实这样做了。而辛克莱本人此时突然前往欧洲，又匆忙地离开巴黎去凡尔赛，为的是躲避记者的采访。

　　接着，一枚真正的炸弹袭来。1924年1月24日，多汉尼告诉参院听证委员会，他付给福尔10万美元，由他儿子提着一个“小黑包”亲自送到福尔办公室。多汉尼坚持说这不是贿赂，绝对不是，只是借给早年淘金时代一起探过矿的老朋友一笔贷款。

　　福尔说他病得不能前去出席听证会。于是，委员会派出了调查人员。接着又发现了一系列的蛛丝马迹。《新共和报》（The New Republic）说，到了1924年，整个华盛顿都深深地陷入了石油丑闻中。记者们除了石油，几乎不写别的。在饭店、街头、饭桌旁，唯一的话题就是石油。国会也取消了所有其他事务。

　　这件事在20世纪20年代后几年中一直拖下去。1928年，人们发现辛克莱通过一家冒牌公司——大陆贸易公司——又转给福尔几十万美元。这意味着，福尔通过对两个老朋友的帮忙，至少得到了40.万美元的好处。最后，在1931年，腐败贪婪的福尔锒铛入狱。他是第一个在职期间犯有重罪而被判刑下狱的内阁成员。由于无视法庭和参院，辛克莱被判刑6个半月。在启程去监狱时，他缺席了他的石油公司的一次董事会。但是，在这个会上，其他董事们仍然在形式上给他投了“公众信任票”。多汉尼被判无罪，并且以后也从未进过监狱。这使一个参议员愤愤不平地说：“在美国，一个百万富翁是很难被判定有罪的。”
 
上校和自由债券

　　随着进一步的调查，这一丑闻引起更广泛的反响。调查发现，那个冒牌公司）——大陆贸易公司——实际上是一些颇有名气的石油界人士以政府的“自由债券”形式接受报酬的机构。他们接受政府的自由债券，政府购买这些石油公司生产的石油。辛克莱把他的一部分自由债券给了福尔，以此种形式来报答福尔。他还给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一些自由债券。在接受自由债券的人当中，还有美国最著名、最成功、最强有力的一位石油界人士——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的总裁罗伯特·斯图尔特上校。消息传来，举国上下群情哗然。

　　斯图尔特方脸，大块头，当年曾是罗斯福义勇骑兵团的骑手。他与许多石油公司的头头们不同，从来没在油田工作过。他是作为律师进入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工作的。此后，凭借他的法律才能爬到了公司的最高层。这并不那么出人意料。毕竟，美孚解散前后法庭内外的厮杀主宰并重新塑造了石油行业，而斯图尔特自1907年起就处于每一件与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有关的案子的中心。他独断专行，威风凛凛，好勇斗狠，却也使他的公司锋芒毕露，富于进取，成为20世纪20年代全美最大的汽油销售公司。此时，“鲍勃上校”（人们这样称呼他）不仅在石油行业而且在全美实业界也是最受尊重和最享赞誉的头面人物之一。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竟会让茶壶山的油污辱没自己的名声？但是，在躲闪了数年的追问之后，斯图尔特终于承认他接受了76万美元的自由债券。

　　随着斯图尔特在关于茶壶山的争论中越陷越深，印第安纳美孕石油公司最大的股东路面了。此人以前几乎从不过问公司的经营，而这时他敦促斯图尔特“消除任何招致批评的把柄”。斯图尔特不予合作。到了1928年，这位股东终于认为对斯图尔特已做到了仁至义尽，现在必须让他滚蛋。这位股东就是老洛克菲勒唯一的儿子——小洛克菲勒。

　　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老洛克菲勒是个大恶棍，而此刻他们儿子却以惩恶扬善者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而且，他打算将惩恶扬善的事业深入到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的心脏。他对一个参院小组委员会说，斯图尔特上校的作为事关公司以致整个行业是否具有起码的道德。但洛克菲勒在该公司直接控制的股份只有总数的15％。当斯图尔特拒绝自动辞职时，洛克菲勒发动了一场代理人之战来驱逐他。上校毫不退缩。他宣称：“如果洛克菲勒想打架的话，我会告诉他们怎样打。”他有着卓著的事业功绩。在他的领导下，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的净资产在过去的10年里翻了两番。现在，他又采取了一项措施：增加了一次额外的分红和析股。但是，洛克菲勒一派并非是在为股息吵吵闹闹，他们所想要的是大获全胜。于是，他们组织起来，竭力奋战，终于在1929年3月以60％股东的投票取胜。斯图尔特被开了出去。

　　小洛克菲勒如此大张旗鼓地直接干预了他父亲的老美孚托拉斯的一个独立公司的事务。他这样做，不是仅仅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体面和好名声，为了保护整个石油界免受政府和公众新的攻击，也是为了保护洛克菲勒家族的名声。但他这样做，也受到许多人的猛烈指责。一位斯图尔特的支持者愤慨地给他写信称：“看看你爸爸在老美孚时代干的那些事，你就会知道，那要比你今天对斯图尔特的指责丑陋10倍……世界上所有的肥皂都不足以洗清老洛克菲勒50年前那双污秽的手。只有那些两手清白的人才有资格给其他的和比他强的人脸上抹黑。”

　　一位大学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写道：“在我看来，无论是给大学捐款，还是资助研究活动，都不会比这更有利于教育公众如何诚实地做生意。”美国的资本主义以及石油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巧取豪夺，因为这关系到整个石油工业和商业的前途，而不仅仅是几个人的财富。石油界要考虑它的公众形象。但是，如果说小洛克菲勒的手是干净的，那么整个茶壶山丑闻——从福尔、多汉尼、辛克莱到斯图尔特——还是接过美孚石油托拉斯未竟的事业，在公众心目中刻下了“石油金钱”的权力与腐蚀行为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的印象。

地球物理学和运气

　　在机动车时代之初，美国许多人都担心这种“新型燃料”的供应会枯竭。但是，车辆已经开始转动，寻找石油的技术也很快得到提高。1920年以前，地质学在石油工业中意味着“表层地质学”。即根据能看见的地貌，画出并标明可能有油的区域。当时，到1920年，表层地质学几乎已走到了尽头。许多肉眼可见的可能有油的地方都已标出。勘探者们必须找出一种能“看到”地下的办法，以便探明表层下结构是否可能有油。新出现的地球物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方法。

　　许多地球物理的发明都是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技术加以改造而来。一个是扭力平衡仪。这种仪器被用于测量地面每一处地球引力的变化，并以此提供有关地表层下结构的情况。

　　石油勘探的仪器库里还有地震仪。事实证明地震仪是最有用的。地震仪是19世纪中期发现的，用于记录和分析地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利用地震仪寻找敌人的炮兵阵地，它后来被直接用在东欧石油工业中。1923~1924年间，德国公司发明的折射地震仪传到了美国。人们引爆炸药，地下结构折射的震动波被地表层正在倾听的耳朵——地震检波器——捕捉到。这种波可以帮助人们鉴定地下的盐穹，而石油往往可以在盐穹处发现。大约同一时期发明的反应地震仪很快替代了折射技术。这种仪器能够记录地下岩石之间产生的波动。这样，地下各种结构的形状和厚度都可以测量出来。由此，勘探事业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他们还找到了从天上观察地面的新方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都在空中观察对方军队的阵地。1919年，美国的联合石油公司雇用了两位曾在美国远征军做过空中侦察工作的前中尉，让他们给加利福尼亚地貌拍摄空中照片。另一项重要的发明是对那些从不同钻井深度得到的滑石进行微观分析——微观古生物学。这一技术可以提供几千英尺下沉积物的更进一步的线索、形状以及相对的年龄。同时，钻井技术本身也有了重大进步。人们能钻得更快更深，而且能得到更多的信息。因此，石油勘探的潜力扩大了。1918年，最深的油井是6 000英尺，到了1930年，最深井达到1万英尺。最后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是运气。20世纪20年代，好运气肯定起了作用，否则，如何解释美国在那10年发现了那么多石油呢？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洛杉矶南部长滩附近的信号山。这座小山高约100多米。当地印第安人曾在山顶向海中的卡塔利娜岛发信号。后来，这座小山成了房地产开发商关注的目标。1921年6月，当壳牌公司的1号钻井开始在此地开钻时，它正被分割成一块块住宅用地。石油的发现使人们蜂拥而来。许多还没盖房的地皮被转手卖来卖去。这些地块都很小，从而使高耸的密密麻麻的井架一个挨一个，相互交错。有些钻探者心急火燎，竟同意给地产所有者50％的土地使用费。连一座墓地里所埋葬的死者的亲属也因为从墓地下打出了油而获得一笔钱。充满信心的投资者们甚至认为他们在那些还没开钻的油井上购买几股股票就可以致富。信号山后来被证明是如此富饶多产，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一些投资者确实赚了大钱。

　　信号山仅仅是洛杉矶地区大量石油重大发现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这些新油田的发现，使加利福尼亚州在1923年成为美国产油量最高的州，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4。尽管如此，对石油短缺的忧虑仍然普遍存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甚至在那一年警告说：“本国的原油供应，正在迅速地枯竭。”但也正是在1923年，美国原油产量10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国内需求。
 
大亨

　　亨利·多尔蒂在石油界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他戴着一副大眼镜，留着一脸胡子，看上去更像个教授而非殷实的商人。但是，他确是20年代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他控制着包括“城市服务公司”在内的一大批公司。有一位作家把他称为霍雷肖·阿尔杰①小说中的那类人物。这种描写是恰当的。多尔蒂9岁就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街上卖报，12岁辍学。他有一次解释说：“我上学不到10天，就对学校恨之入骨。”但是，通过艰苦奋斗、顽强努力、进夜校补习以及在机械工程方面的训练，他出人头地，成为150多家公司的董事。他的帝国由为各大都市地区服务的煤气和电力公用公司组成，所以取名为“城市服务公司”。他的一个公司在堪萨斯找天然气时打出了石油，于是多尔蒂又迅速打入石油界。

　　作为一个祖犷而富于创造性的商人，多尔蒂从不向对手让步。他还是个独立思考者，喜欢在石油界独树一帜。他认为石油业目前的这种生产方式对其未来是个威胁，必须改变。他一口咬定“捕获原则”业须废除。

　　自宾夕法尼亚西部发现石油后，“捕获原则”一直通行于石油行业，并基于英国关于迁栖禽兽的普通法，一再为法院所认可。一些地产所有者向法院抱怨说，他们的油被邻居抽走了。法院的回答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于这一原则，美国各地的采油者都争先恐后地抢在邻居之前将地下的油采光。这种原则助长了滥采，并为每一次发现新油田之后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火上浇油。

　　多尔蒂坚信，“捕获原则”导致井架林立和高速出油，从而过早地耗尽油田的地下压力。结果呢本来可以开采出的石油却因缺少足够的压力而留在地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使多尔蒂认识到石油的重要性。现在，他担心这种野蛮而荒诞的滥采会使美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处于何种局面。

　　当卡尔文·柯立芝避过茶壶山风波于1924年当选美国总统时，他可以关心石油问题了。他响应老朋友亨利·多尔蒂的呼吁，成立了“联邦石油储备委员会”，对石油工业的情况进行调查。这位注重节俭的总统解释说，浪费性的生产方式威胁到美国的工业、国防和安全地位。

　　联邦石油储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使多尔蒂的观点越来越受支持。尽管美国石油学会宣称石油行业中的浪费是“微不足道”的，但调查委员会反驳说，天然气不仅是一种商业价值较低的商品，它还提供了将石油推上地表的地下压力。滥开乱采造成天然气泄漏，丧失了不可或缺的压力，结果使大量石油留在地下无法采出。

　　多尔蒂在认识滥采会破坏储量方面比同行们更有远见，但是他大大低估了发现石油新资源的可能性。他在1924年写给柯立芝总统的一封信中坚持认为，一场大短缺已迫在眉睫。可是有人立即表示反对。太阳石油公司的霍华德·皮尤先生于1925年嘲讽说：“我的父亲是石油行业的先驱者之一。从我童年时期起，对石油短缺的恐慌就定期出现，但几年过后，石油产量总是比以前多得多。”

上涨的潮水

　　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更正确的是皮尤而不是多尔蒂。1926年春，第一个重大发现在俄克拉荷马州出现，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大森密诺尔油田”。随后而来的是疯狂地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开发油田。它仍然是在“捕获原则”驱使下的一场危险、任性和浪费的钻探竞逐。屡见不鲜的喧嚣与混乱又笼罩着新兴的城镇。街道上堆满了设备，来往着工人、投机商、谋职者、醉汉。到处是仓促建起来的木头房子，令人窒息的天然气味和燃烧着的石油烟味不时扑面而来……石油价格在新发现的影响下崩溃了，但石油仍源源不断地涌出。1927年7月30日，在这个油田第一次重大发现之后仅仅16个月，它的日产量已达到52.7万桶。随后，在俄克拉荷马州相继发现了其他几个大油田。得克萨斯州也不甘落后。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几年，包括耶茨油田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西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州这个赤日炎炎、尘土飞扬、广袤荒凉的二叠纪盆地，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油田。

　　还有一个因素使这股浪潮变得更加汹涌。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产量，而且改变了消费的要求。裂化技术通过改变分子的数量提高了从每桶油中提炼出的汽油量。这一技术的传播降低了人们对原油的需求。一桶经过裂化的石油可以生产出两桶未经裂化的石油所能生产的汽油，并且经过裂化的汽油比未经裂化的汽油具有更强的抗爆性。油田看起来会永远涌流不尽。20世纪20年代初人们对前景悲观失望的念头到20年代末已烟消云散。可是，石油界却停不下来，他们仍以最大限度生产着石油。其结果是破坏性的。而且石油大大过剩完全破坏了市场及合理计划，使石油价格陡然下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一个接着一个油田的发现，前所未有的供应过剩愈加严重。石油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多尔蒂的补救意见。其理由已不再是预防即将来临的短缺——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已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而是为了防止这种毁灭性的挥霍性生产。这种生产已极大地动摇了油价结构。

　　但由谁来控制生产呢？是由人们自发管理还是由政府来控制？是由联邦政府还是由各州政府控制？甚至在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内部，争论也十分激烈。蒂格尔主张自发管理，而汉布尔分公司的总裁法里什于1927年给蒂格尔写信称；“我们必须得到政府的帮助。”

　　独立的小公司们都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介入。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美国独立石油企业协会。与此同时，石油大潮仍在继续上涨。

新的竞争

　　从最初在西宾夕法尼亚山谷中发现石油开始，石油工业一直长期存在着供求不平衡的问题。石油界的反应是通过合并统一和系统配套来保证和调节石油供应，获得市场，稳定价格，保护并扩大利润。合并统一意味着收买竞争者的公司和辅助公司；系统配套化意味着将石油工业的一些环节甚至所有环节联合起来，包括上游和下游，从油井那里的勘探到生产到炼制和零售。庞大的美孚石油托拉斯手腕高明，他们在这两方面都取得成功，然而却遭到最高法院的攻击并被肢解。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动荡不定的供求形势下，那些一度相安无事的分了家的美孚公司，加上其他一些公司，又重新拣起这一战略，相互之间激烈竞争。在这些竞争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石油公司成为销售商，它们在标有自己商标的加油站，直接向开车人零售汽油。竞争已不仅是在国外，而且进入了本国市场。美国的石油公司开始呈现出它的现代轮廓。

　　 1911年解散美孚公司的结果，使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成为一个巨大的炼油公司，但却没有自己的油田，因此高度依赖其他公司，在供应商和市场变化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为了保证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原油供应，蒂格尔的部分中心战略目标是不仅谋求国内供应，而且要争取国外的供应。早在1919年，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就买下了汉布尔公司刚刚超过一半的股份。当时，这个在得克萨斯州名列前茅的石油公司正缺乏资金。到1921年，这家公司已成为得克萨斯最大的原油生产商。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分家后也是炼油公司。为保证自己的石油供应，他们在西南部和怀俄明州积极行动，并且还购买了美国在墨西哥的一个大公司——泛美石油公司。俄亥俄石油公司（后来取名马拉松石油公司）在1911年美孚托拉斯解散前是美孚最大的原油生产公司。现在该公司利用收购手段开始进入炼油和销售市场。1926~1936年，公司的总产量翻了一番，并最终控制了得克萨斯州最高产油田耶茨油田的一半股份。

　　弗兰克·菲利普斯成立了菲利普斯石油公司。他同时也是银行家，因此，非常善于从纽约、芝加哥和其他大城市筹集资金。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菲利普斯和他兄弟已使自己的公司成为美国主要的独立生产商之一，与海湾公司和得克萨斯公司并驾齐驱。

　　 1927年11月，菲利普斯在得克萨斯大草原区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炼油厂，用来消化越来越多的石油。同月，他又在堪萨斯开办了自己的第一个加油站。菲利普斯公司进入炼油和销售方面的速度甚至比他们在原油生产方面更令人头晕目眩。到1930年，在头一个加油站开张3年之后，菲利普斯已在12个州建立或购买了6 750个销售点。

　　竞争的压力迫使其他公司也跟着照做。他们冲破批发壁垒，进入零售贸易。1926~1928年间，海湾公司将它的零售业务迅速地扩展到中北部地区，得克萨斯公司和壳牌公司这两个最野心勃勃的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末都在全国48个州开展了销售。新竞争对手纷纷挤进老零售商的地盘。老零售商则不得不为了利润而扩展到其他新领域中去。

　　这些入侵行为使最高法院的努力付之一炬。在1911年解体后，美孚石油托拉斯的家庭氛围保持了大约10年。分家后，各个后继公司由于合同、习惯、个人交情、共同利益、相互持股以及长期建立起来的相互忠诚这些因素，仍然保持着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公司相互配合，关系十分融洽。每个炼油公司各占一块地盘，互不侵犯。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们开始互相入侵和挑战。大西洋炼油公司进入了新泽西公司和纽约公司的销售地盘。新泽西公司和东部的几个美孚后继公司与中西部的几家美孚后继公司（其中包括印地安纳公司）展开了一场激烈和大肆宣扬的价格战。对此，当年的批评权威艾达·塔贝尔女士不无惊讶地写道：“看来美孚石油公司是真正地崩溃了，从内部崩溃了，连当年的解散诉讼也未能做到这一点。西部年轻有力的亲属居然拒绝父母制定的油价，这种事在40年中是从未有过的。”

　　尽管许多政治家仍在不断地攻击“美孚石油集团”，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完全控制的观念越来越过时了。各美孚公司都朝着“大而全”的方向发展，与得克萨斯公司和海湾公司等几个独立公司一起，逐渐支配了整个行业。独占鳌头的巨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许多规模庞大的公司。联邦贸易委员会1927年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各美孚公司一共控制着提炼产品的45％，而20年前的美孚托拉斯控制了80％。各美孚后继公司之间的融洽关系也不复存在了。

合并浪潮

　　美孚石油托拉斯解体成为一大群雄心勃勃的新公司，大大加剧了石油业的竞争。由于不断发现新油田，也由于汽油加工和销售的扩展，又出现了许多家新公司。这种发展加上配套一体化的势头，更加激起了一股强有力的合并浪潮。例如，纽约美孚公司购买了加利福尼亚一家主要的生产和炼油公司，后来又与“真空石油公司”合并，组成“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并开发出新商标“莫比尔”（Mobil）。

　　壳牌在这几年中发展神速，多半也是靠咄咄逼人的兼并活动。但是，它坚守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原则。这个原则可以通过迪特丁1916年所说的一条格言反映出来。他写道：“那些经营良好的外国公司在任何国家都是遭当地人忌恨的。不管这个公司如何用心良苦，也不管它是如何为当地人着想，人们要是对它不妒忌那才是怪事呢！”愤世嫉俗的迪特丁就本质而言是个商人，即便是他，也对某些做法望而却步。特别引起他注意的是美国投资银行家的所作所为。“在我遇到过的所有善于钻营的人物中，美国银行家绝对无与伦比。”迪特丁在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那些几乎实现的兼并同样引人注目。1924年，壳牌差一点将一家名叫贝尔里奇的产油公司买下。这家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附近的一处高产油田上。卖价是800万美元，但壳牌认为这价钱太高，最终放弃了。55年之后，在1979年，壳牌终于以36亿美元的代价将贝尔里奇公司买下。在20世纪20年代初，壳牌确实发现自己被迪特丁所说过的那种“妒忌情绪”所缠扰。通过一番努力，壳牌获得了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的1/4股份，如果再进一步完全控制这个公司，它可以把这个公司变得在美国很强大。但是，加州本地的持股者们掀起了一场义愤和爱国情绪，反对那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外国团伙到加州来”。他们把联邦参院、贸易委员会和许多内阁官员扯了进来，警告人们那笔交易存心损害美国的利益。结果，他们迫使壳牌将联合公司的股份卖掉。值得欣慰的是，壳牌这笔为期两年的投资带来了50％的收益。

　　得克萨斯公司和菲利普斯公司几近合并，海湾公司和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929~1933年间，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加州美孚石油公司的管理人员花费了大量时间，磋商合并的问题，但会谈最终破裂。

　　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末人们对石油生产的科学理解已大有进展，但是，反对联邦政府直接干预的力量仍然是压倒性的。是这个因素把整个石油界真正团结了起来。这使大亨多尔蒂非常气愤，因为石油界大部分人对他持续不断地要求建立秩序的呼吁置之不理。他预言说：“石油界将遇到一个长期存在的大麻烦。我不知道这将持续多久，但我不惜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总有一天，每一个石油界人士都会希望我们以前曾谋求过联邦立法。”

　　到20年代结束时，新生的公司巨头们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加强自己的竞争地位。他们坚信，稳定和调整供求平衡的前景，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看起来还相当不错。结果，大难临头。1929年10月，狂热的股票市场下跌到前所未有的低点。这是大萧条的前奏。大萧条使全美国经历了失业、贫穷和困苦，也使石油的需求不再增长。接着，在1930年秋天，当美国人刚刚开始不情愿地认识到股票市场的崩溃决不是什么“暂时的调整”，而是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时，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在美国48州从未见过的巨大油田被发现了。这个被人称为“黑大个”的油田可以独自满足全美国的石油需求。至此，亨利·多尔蒂将被证明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