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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上周六在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论坛时说，中国高达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的某些投资项目浪费过大，而且效率很低。甚至有些项目危及到未来偿还贷款的能力。他说，一些地方政府融资活动的不规范可能会对中国金融体系构成危险。
此前民间多有对4万亿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投资风险心存警惕者，主要在于投资浪费、国进民退等，周小川的发言可视为中国官方高层对民间担忧的正式回应。
我们把过多的力量集中于“刺激”内需和加大政府投资，而不是集中力量于经济结构和社会保障结构调整，实际上表明对短期内经济复苏抱有信心。
的确，中国的高储蓄率全球闻名。1992年为36.2%，2008年为51.3%。2008年，美国的储蓄率为12%。但如果据此而认为老百姓有钱不花，寄希望于在短期内通过消费刺激和鼓励计划使经济渡过难关，可能会事与愿违。正如周小川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上所言，家庭储蓄并非导致中国储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中国家庭储蓄占GDP之比基本保持在两成左右，上下浮动不大。企业和政府储蓄的大量增长才是真正的推手。
不妨再考虑一下《时代周报》上月底一则报道所显示的数据：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而中国的相关数据远低于此。根据这个数据，我们会发现过去几十年财富向少数人过度集中的状况，则几十年来“中国家庭储蓄占GDP之比基本保持在两成左右”的状况，其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少家庭实际上的可支配消费能力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甚至有的还可能在下降。
而企业储蓄不断提高也不是什么好现象，因为企业储蓄原本应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但它没有直接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储蓄，意味着其实体经济投资的比例在不断下降。最近楼市和股市脱离实体经济复苏轨道的虚火现象，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还说明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并没有带动民间投资，政府依然在孤军奋战。这无疑又进一步加重政府投资的风险，使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
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普通老百姓的消费结构，更会发现，普通百姓的收入和消费结构中，已经没有过多“刺激消费”的经济能力。招商银行日前发布了中国城市居民财富消费报告，显示国内许多居民的个人及家庭财务已陷入“亚健康”状态，三成居民的家庭负债率高达40%以上，远高于30%的安全边界。另据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管部数据显示：到今年2月，武汉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为692亿元。若以全市800万常住人口计算，武汉人均借款8650元。2008年武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000元。依此推算，武汉市人均负债率高达51%。
这样看，中国内需不振的真正短板并非人们印象中的“消费不足”，而是多数家庭的“过度消费”。这一点，可以从城市家庭的过高房贷中得到体现，也可以从农村家庭过高的教育和医疗支出比例中得到体现。在城市，质量比较好的幼儿园收费已经普遍高于大学学费外加生活费；好的小学、中学的择校费更是高于大学学费。而不论城乡，家庭中“一人重病，全家不支”并非孤例。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风险小而收益大的投资可能不是投资，而是做新时代的“散财童子”，专心致志地做好“保民生”，尤其是在教育投入上可以“不惜血本”——不是在追求硬件建设上不惜血本，而是在保障教育公平和对教育补贴（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上“不惜血本”。据悉，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的比重为7.5%，而德国超过五成五，美国超过三成。
政府应该切实履行好社会保障职能。但知易行难，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将自己当成一个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来说，更是如此。
但教育投资不仅是风险小收益大的政府投资，而且从根本上说，教育才是立国之本。国家和民族崛起的前提就是人的崛起，而人的崛起必须依靠自由而有效的教育。用教育来提升全体国人的素质，使他们能迎接来自于内外部世界的一切挑战，是这个民族和国家永远立于世界不败之地的保证。（作者系资深评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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