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温州市发改委数据，温州今年第一季度ＧＤＰ增长在浙江省各市排名中位于倒数第二位，这也是温州１９９１年１７年以来增幅最低的一个阶段。在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李志国看来，这和温州模式有很大关系。虽然温州在过去创造了一系列奇迹，但在温州模式的背后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被掩盖了，却在２００８年内外经济矛盾交织的背景下突显出来。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温州有近２０％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６万企业命悬一线。整个上半年，温州的生产总值增幅首次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创下１９９１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工业总产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在浙江省更是双双处于末位。这意味着，温州模式的神奇效应似乎已经山穷水尽，曾经被奉为经典的温州模式也开始遭受质疑。
　　众所周知，温州模式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已经成为一个经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人抓住改革开放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开始发展各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小店面、小工厂。特别是温州的打火机、皮鞋、服装、眼镜、低压电器等轻工产品制造业，都很快繁荣起来，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有的还出口到国外。
　　然而，温州的产业结构主要是以商代工，过去一直是两头在外，拿到订单进行生产，再把产品销售出去。在过去，原材料价格低廉，温州大量的农民加入家庭工业的队伍，劳务成本也低。时至今日，温州的３０万家企业，绝大部分是低、散、小，而称得上规模企业的只有六七家。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温州企业前景堪忧。
　　人们注意到，作为浙江省距长三角中心上海最偏远的城市，温州在招商引资方面却远不如杭州、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区。当地政府或企业认为，不缺少资金的温州没有必要引进外资，而资本本身就带有扩张性，温州资金的大量外流是正常现象。也正因此，温州不论从政府还是到企业，对于招商引资都没有兴趣，甚至没有类似“招商局”的部门，只有一个被闲置的“开放办”。这似乎暴露出了温州人的人性弱点，他们宁愿在其中互相拼杀，也不愿意尝试引进内资或外资。在温州，温州人与外地人仿佛有些“格格不入”，他们一般会排斥外地人进入温州办企业，即使当地企业，老板一般也不会启用外地人担任中高层职务，只要在温州企业呆过的外地人，相信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伤害”，因为得不到与温州人同样的地位。
　　温州模式这一次的危机不是产品质量，也不全是因为金融危机的传导，而是许多企业没有品牌、同行之间价格血拼，导致温州产品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窄，甚至只能依靠外贸的差价存活。温州经济为典型的“老百姓经济”，民营企业发展具备很强的自由性，政府的管理调控作用比较弱，民营企业难以成规模、上档次，这样，很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化、大规模的经济竞争。
　　现在，温州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引发了人们对温州模式的又一次关注，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学习温州经验，而是提出了温州模式是否已走到尽头的疑问。其实，早在２００３年４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在杭州举行的一次专家论坛上指出，温州模式在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局限性，因此，温州模式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而应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才有新的生命力。
　　分析人士指出，２０％的温州中小企业停工或半停工仅仅是企业为生存采取的措施，并不意味着２０％的企业倒闭。这样的困境不仅仅温州有，全国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区域一样存在。实际上，温州模式正面临一个产业升级换代的门槛。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领先地区，当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变迁已经不可能自动完成，它需要政府采取主动。
　　由于历史条件已发生变化，因而温州模式的许多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但温州模式不一定已走到尽头，它需要新的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或者说温州人应不断超越自我。温州要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渡过难关，谋得发展空间，政府、企业都必须下大力气抓好两个创新，即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只有这样，温州模式的未来才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