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地震袭击汶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来评估这次汶川地震的经济损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重建灾区的家园？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灾害经济的讨论以来，灾害经济学开始逐渐影响国家决策。1976年美国出版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与减灾政策》，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灾害影响、减灾费用和效益作了详细探讨。而1980年的《美国防洪减灾总报告》也包括了减灾政策的效用分析等内容。印度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的《贫困与饥荒》则是“灾害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他以巴基斯坦、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大饥荒为例，用权利的方法揭示了贫困的根本原因。此外，这一次汶川地震，我就发现，有学者试图用《大坝经济学》的观点来影响政府的救灾措施。
如何用“灾害经济学”指导灾后重建？哈尔滨商业大学的田立教授就提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认为可以将各种自然灾害以指数的形式表达，并针对这些指数进行期货方式的交易。此种做法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在人类的科技水平还没有达到预报灾害，或者直接抗拒灾害的程度之前，运用金融学手段把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控制在最低程度，并利用这些衍生手段为经济服务，为社会造福。
古往今来，各种灾害都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社会现象，总体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灾害的损失却可以降低。在股票、金融市场上，为了规避风险，投资者一般都会采取“投资组合”的方式，将风险不等的股票按照一定的比例组合购买。灾害经济学，作为一门“负向经济学”，研究的是“负”的经济效益，本质就是一个规避风险的过程。在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灾害一般都有一定的区域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理位置上符合一定的正态分布。这种组合规律告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灾害基金的方式，来分散灾害风险。
其次，对灾害的历史性考察表明，灾害经济自身有着明显的周期发展特色，其轨迹为：在灾变→大损失→大治理→减灾能力提高→灾害减少→损失减少→少投入→防灾能力下降→大灾变。灾害的周期规律告诉我们，害与利可以互变。在这次震灾中，温总理多次强调多难兴邦，道理也在于此。以地震为例，世界上还没有过大于8.9级的地震纪录，震灾也有临界点。四川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是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碰撞、啮合的地方。因此，四川应该设防，我们也要吸取教训，充分利用害利互变的规律，让汶川大地震成为一部真正的教科书。
灾害是宏观的，会对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产生连锁效应，但是，灾害又是微观的，有其具体的承受体，比如企业、家庭和各种社会组织。这些微观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具体行为，又决定和影响着宏观经济这个整体。固然，我们要从宏观层面建立一整套预灾、减灾体系，但企业、家庭和社会组织也应该充分考虑微观的减灾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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