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公共防灾体系是确保粮食安全甚至食物安全的基础性工作。受台风及对流天气影响，2006年湖北、安徽和江西等粮食主产区大面积暴发特大稻飞虱灾情，一些地方损失严重。不少经历了这场“人虫大战”的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突发性稻飞虱恰是击中了我国植保网络建设的软肋，暴露出薄弱的县以下病虫害防灾应急体系已经开始影响到粮食生产安全。

一些地方错失虫害防治良机导致虫害肆虐常规农药失灵

    植保专家介绍，稻飞虱虽危害大，但只是当前影响水稻的常见病虫害，发生早期可防可治。2006年稻飞虱大面积发生，一些地方由于错过了早期防治的最佳时机，导致虫害严重，农药泛滥。不少农民在一季中稻就打了十几次农药，超过正常水平的一倍以上，有的甚至用起了剧毒农药，亩防治成本有的达到160元。
    湖北省是2006年稻飞虱的重发区，早、中、晚稻连续发生，特别是中晚稻95%的田块都发生了稻飞虱。据该省植保总站估计，前期提出将虫灾损失控制在5%以内的目标很难达到。记者在随州、襄樊、荆门、荆州等地公路两旁不时看到田间如同遭遇龙卷风般倒伏的稻田，用手一摸稻穗即变成粉末，面对这样的虫灾农民们表示束手无策。
    宜城市郑集镇余云村农民余世华说，虫灾铺天盖地，电视上开始预报虫情时，没太在意，等到后来大暴发时农药价格疯涨才急了。现在算起来，花在农药上的价钱一亩地达到100元左右，比往常多了一倍多，再加上稻子倒了收割成本增加，粮食产量又减少三成，即使有各种政府补贴，一亩地还得倒贴十几元。
    随州曾都区何集镇天星村当地农民王文义感叹，常规农药根本杀不死稻飞虱。他说，开始时敌敌畏还有效，过了一段时间不行了，就跟着别人用起了毒性更强的甲氨磷，这才将灾情控制住。不过这部分粮食农药残留大，家里不敢吃。据说耕地都污染了，牛是不敢带过去吃草的。
    在水稻大省江西，吉安一些地方由于稻飞虱造成早稻绝收近九万亩。都昌县农民潘庆祚抱怨，我们农民也不知道提早预防，都等大量发作时才开始打药，没有效果，政府也没有技术员过来指导。估计2006年村里至少因灾减产粮食20%，严重的高达80%。进贤县种粮大户胡广辉说，幸亏自己学了些技术，防治得比较及时，损失也相对小些。周边的一些农户损失则重得多，减产三成、四成是常有的。

乡镇植保网络不健全基础性工作无人进行

    面对农民的抱怨，植保部门表现得无可奈何。他们说乡镇植保网络的普遍性断裂，造成了可防可治的稻飞虱在部分地区落地成灾的尴尬局面。湖北、江西省植保总站都表示，从抗灾的各环节看，我们的预报、提出防治措施、信息发布基本及时到位，问题的症结是处于防灾第一线的乡镇一级植保网络“线断、网破、人散”，科学的防治意见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执行，也没有人执行。
    湖北省植保总站站长王盛桥介绍，去年6月9日省站即向全省发布了稻飞虱将大发生的预报，7月、8月、9月又连续发出特大发生警报，并印发防治要点。同时层层动员，强化督办，以省政府名义发了四次紧急通知，把能够动员的力量都利用了起来，计生、人防、血防、党务、土肥等工作人员都下到田间查虫、杀虫，尽可能地减少了损失。但是由于病虫害防治是项技术活，讲究适时防治，对症下药，非专业人员掌握不了技术要领，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事倍功半，并未将稻飞虱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水平。
    江西省植保总站站长舒畅则表示当地在植保投入上欠账太多，不少地方的植保工作仍然是有工资，但工作经费不足；有设施，但完好率很低；有人员，但专业率很低。他说，乡一级植保体系则更为薄弱，工作、管理机制没有理顺，同农技推广混在一起，没有专人专用，窘迫程度已经到了“点灯没有电费、发情报没有油费、下乡调查没有路费、进村防治没有差旅费”的地步。
    安徽省植保总站站长王明勇说，以现有植保体系的应急能力，防治像去年这样大的病虫害非常吃力。他介绍，随着多次机构改革，乡镇很多具有丰富经验的植保员都被下岗分流，当地没有懂植保的专业技术人员，甚至没人管理植保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省、市、县植保专业人员不得不放下手头工作，下田查虫，行政成本非常大。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植保系教授张国安认为，当前基层植保体系已明显不能适应防治病虫害的要求。他说，病虫害防治讲究适时防治、科学防治。首先在对病虫害的预报上，需要从上到下与从下到上的双向互动，需要有人在乡镇这样一个生态小环境中主动地进行查虫监测，在第一时间传递病虫害信息，制定出区域性的防虫计划。其次，在防治病虫害上，需要专业人员在田间面向农民进行技术示范，告知其技术要领。然而这两项最基本的事情现在都缺人来做，病虫害预报更像行政上的层层传达，从省到市到县，再到基层一线，最佳的防治时间很可能就这么错过了。由于缺乏技术指导农民乱防治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消灭稻飞虱却用起了刺激其发生的农药三唑磷；稻飞虱发生在作物的中下部，农民却往上面打药等等。

尽快健全基层植保网络建立病虫害公共防灾体系

    经过去年的特大虫灾，专家们建议国家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尽快健全基层植保网络，将农业病虫害防治应急系统纳入国家防灾体系。王盛桥说，造成农作物遭受突发性重大损失的灾难不仅只限于洪水、大旱、冰雹、台风等气候突变，还包括由此引发的暴发型的病虫害。但是相关部门对这方面的关注显然不够，把防治病虫害工作当成了普通的农技推广，忽视了其抗灾意义。
    他建议，病虫害情报要准确预报并传达到农民当中去，要像气象灾害预报一样，成为政府的工作，而不要只是部门的工作，其应急预案要成为政府的应急预案，毕竟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植保部门监测预报到了病虫害情报，要发布出去，需要宣传部门、新闻媒体配合，需要地方党委政府、特别是乡党委政府处置；在杀虫期间为保证农民所用药品的质量，需要工商、质检部门的配合，同时还需要财政部门把植保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这种公共防灾的任务仅靠农业部门一家显然很难完成。
    除病虫害防灾理念的更新，有关专家还建议决策部门尽快建立科学长效的病虫害防治体系，按照目前的财力水平在各个乡镇至少固定一名专职植保员，并在每个行政村选一名兼职的植保员。张国安教授说，基层植保工作是为农服务的公益性事业，技术性强，需要财政供养。按照病虫害预测要求，他们每年都需要完成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在年底调查作物病虫越冬基数，春节后调查冬后病虫基数、死亡率，并据此预报当年的虫害情况，在3月到10月间不间断地监测虫情，及时组织群众观摩防治技术，并编制当年地方病虫害发生情况总结等。
    与此同时，张国安教授建议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在大田块中配备摄像头进行病虫害观测，减少人力成本。他说，英国的大农场都安装了若干个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可与森林中心的监测系统联网，通过软件识别系统，分析虫灾危害程度，比较防治成本与损失，在第一时间判断是否提醒进行病虫害防治。张国安说，摄像头成本较低，比较容易推广，如果后续软件的开发取得成功，完全可以尝试。
    记者了解到，我国农作物病虫害种类繁多、危害日甚。以粮食作物为例，小麦有条锈病、纹枯病、赤霉病、白粉病等；水稻病虫害既有从国外迁入的稻飞虱、稻纵卷叶蝮，也有本国原有的稻瘟病、二化螟、三化螟、条瘟叶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