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是昧着良心做，不然在中国投资养老事业不一定能挣大钱，至少在目前挣不了。”在9月15日由人民日报主办的首届中国养老事业发展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
    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4亿，占总人口的11.03％，按国际标准，已步入老龄社会。老年人越多，意味着社会用于养老的支出也该水涨船高。为什么在唐钧看来，投资养老事业挣不了大钱？
    “中国的老人不是强势的消费群体。因为没有好的医疗保障，老年人不敢花钱，更不敢在养老上投入很多。”唐钧解释。
    此前一天，作为对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中国养老问题不能全指望政府”观点的评论，唐钧在媒体撰文说，养老保障是公民的权利，也是政府的责任。
    “未富先老”的中国，将由谁养老，如何养老？

“我们本来就是主要靠自己养老”

    被包括唐钧在内的众人高度关注的“中国养老问题不能全指望政府”的说法，是龙永图在9月12日北京CBD国际论坛上的一番话。龙永图说，在养老问题上，西方的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媒体报道准确的话，龙永图的说法是不对的。”唐钧说，老年人的生活不能全指望政府，但生活保障只能指望政府。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主要依靠自己养老。这项有3871人参加的调查显示，养老金、积蓄、子女、商业保险、政府保障多种养老途径中，认为自己可以部分依赖政府保障的仅占20.2％。政府远没有达到大包大揽的程度。
    49.7％的人认为，“我们本来就是主要靠自己养老。”
    唐钧认为，在养老保险的问题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指望政府”、“靠政府买社会保险”这类问题。人们在劳动年龄阶段，把工资的一部分交给政府，退休时再从政府那里把钱领回来养老。企业给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本来就是工资的一部分。无论是旧体制，还是新体制，其实都一样。计划经济时期讲“必要扣除”，国家把应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早就在“暗中”扣掉了，最后没有存下钱来，是怨不得老百姓的。

最负面的影响还是集中在农村

    主要靠自己和家庭养老，个人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尤其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近30年的今天，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开始承担养老义务，需要赡养4个甚至更多老人的家庭越来越多。
    本次调查显示，59.7％的人感觉自己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大，87.8％的人担心自己老了之后的生活问题。
    和以城市中等收入者为主的本次调查参与者比起来，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更值得关注。
    “人口老龄化最负面的影响还是集中在农村。”唐钧说，尽管城市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老龄化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因为永远有农村的劳动力补充。“但农村的老年人怎么办？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大部分都不愿意回农村，十几年之后，农村的老龄化将会非常严重”。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为7．13％，而城市为6．69％。“这种发展趋势还会继续下去，5~10年之间，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将可能达到30％~40％。但是对此至今没有研究专门的应对策略。”唐钧说。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贫困老年人1000多万，其中农村就有800多万，40％的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低于当地生活水平的一半以上。
    而社会保障的阳光，还远远没有来得及普照到这些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的农村老年人身上，他们的养老压力不言而喻。
    到去年年底，我国共有1905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事业试点，有5373万农民参保，参保率在12％左右，已经有355万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但养老金偏低，每人每年能领到养老金仅有 1000元。

“养老院的利润像刀片一样薄”

    从社会发展看，家庭养老越来越难以满足需要，社会养老机构势必成为趋势。
    此次调查显示，10.4％的人希望自己老了之后住进养老院，74.0％的人希望跟老伴住在家里。这意味着，至少在城市，84.4％的人老了之后需要包括养老院之内的多种社会养老服务跟进，这个市场相当大。
    那么实际的养老服务情况如何？
    “现在很多调查都表明，老年人愿意在福利机构度过晚年的比例为10％~20％，也就是有1400万~2800万老人有这样的意愿，福利机构能够提供的床位却不到150万张。”唐钧说，“可是，空床率却又达到了24.4％”。
    一方面缺口很大，一方面又没有充分利用，唐钧分析，这说明在利用福利机构方面，老年人的“需求”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差距非常之大，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老年人的低收入与市场化的服务价格之间的矛盾。
    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秘书长、老年福利服务工作委员会主任刘蕴华介绍，我国老年公寓、敬老院以及社会福利院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养老机构这么少？”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说，经济和文化是根本原因。稍微好一点的养老院，每月要交两三千元，一般人很难承受。与此同时，中国文化是养儿防老，认为子女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不孝。
    徐宗威提到，有开发商在上海嘉定建设了十几栋老年公寓，有1000多个床位，“经营理念不错，设计也还行”，可是最后只有30多人入住，不得不“以收摊告终”。
    刘蕴华告诉记者，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公办的养老机构出现了排队的态势，有些养老院甚至不走后门就进不去。
    但与此相反，很多民营的养老机构却生存艰难。北京市昌平区爱地老人颐养中心院长谷全文就曾告诉记者，如果能够收支平衡，他就很高兴了。
    “缺少护工，在养老院不能定点医保，缺少子女精神上的关怀，这些都是目前养老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刘蕴华说，“养老院的利润像刀片一样薄。”

政府得兜底，老人得有钱

    “全指望政府肯定不对，关键是谁应该指望政府？”一位参与调查者说。
    此前有评论称，“不能全指望政府”不应成为政府推卸责任的借口。“会不会与教育、医疗等一样，政府减少投入或者在目前低水平上停滞不前，把全社会的养老担子一股脑地甩给老百姓？”
    此次调查显示，73.8％的人认为，政府应该更重视为低收入者提供养老保障。
    在唐钧看来，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不思进取，被动应付会使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可以将社会保障制度分为基础部分和补充部分。”唐钧说，基础部分要降低门槛，用国家财政兜底，在人们遇到相应的风险时确保其基本生活水平。补充保险部分则以综合性个人账户的方式运营，在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以按揭方式贷出，用于购买住房、职业培训、子女教育乃至特殊情况下的医疗费用，然后，按银行的现行贷款利息分期还款。
    唐钧觉得，这样一来社会保险基金不再是一笔要等待几十年后才能使用的“死钱”，而是一笔可以指望在需要的时候贷出来以解燃眉之急的“活钱”。
    对于现在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唐钧认为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为自己的养老作储备积累，建议考虑对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实行普遍发放的老年津贴。
    “当老人手中有了可自由支配的钱时，他就会去购买相应的服务。”唐钧说，这种做法，比指望政府“派人”提供服务肯定要好，因为作为消费者，老人有选择权。同时，这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村的中年人和“年轻老人”的就业问题。按现在的情况，每20个老人配备一个服务人员的话，马上就可以有200万个左右的潜在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