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第8轮谈判,从今天(3月26日)起在北京展开。在中国目前开展的自贸区谈判中,中澳自贸区谈判规模最大、范围最广、议题最多、内容最丰富。本报(中国青年报)曾于3月13日刊出了采访澳方首席谈判代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及相关经济学家的文章。为更全面地了解中方立场,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3位与中澳自贸区谈判关系密切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商务部世界贸易司农业处副处长刘健男、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柴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大部的李燕茹博士。
澳大利亚对华贸易和中国对澳贸易的特点分别是什么?过去的7轮谈判是否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谈判的分歧集中在哪里?中方对澳农产品的担心出于何种考虑?农业问题在谈判中的地位到底有多重要?下一步双方该怎么做?
记者对3位受访者提出了几乎相同的问题,然而,由于身份不同、角度不同,他们给出的回答也不尽相同。
对中澳谈判前景充满信心
商务部世界贸易司农业处的刘健男副处长介绍说,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很强。中国每年从澳大利亚大量进口小麦、棉花、糖和羊毛。比如,2005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101万吨,占中国进口总量的28.6%;进口羊毛18.1万吨,占中国进口总量的72.7%,也占澳方出口总量的35.2%。此外,澳大利亚还是一个典型的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服务业占其GDP的70%以上,其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5%。在金融、电信、教育和旅游等方面,澳大利亚都有着较强的竞争优势。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农业相对薄弱,服务业发展水平也相对落后。但中国在制造业上有一定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也比较强。刘健男据此认为,双方经济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启动自贸区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两国贸易近年来发展势头很好,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则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从2005年4月谈判启动至今,双方已进行了7轮谈判,但有分析认为谈判并未取得太大进展。刘健男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表示:“谈判启动以来,应该说节奏和进展还是很快的。双方已进行了7轮密集谈判,全面开始了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谈判。中澳双方均认为,磋商取得了有益的进展,为今后深入开展谈判、明确各自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谈判中出现不同观点,刘健男认为很正常。毕竟,中澳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比较优势、敏感领域各不相同。刘健男说:“我们希望澳方能理解中方的实际困难。我听说,对于和中国谈判自贸区,澳方各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我想,不管怎样,这都不会影响中澳最终成功达成协议。我对此充满信心。”
记者所接触到的澳方谈判人员当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对“澳大利亚农产品会冲击中国农业市场”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但中方却不这么认为。刘健男表示,中国有9亿农业人口,农村贫困人口众多,中国政府必须要改善他们的生活、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澳大利亚则是一个传统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大国,农业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大、可耕地较多、发展潜力较大。从过去10年和未来5年的趋势看,除羊毛大幅减少外,澳大利亚其他农产品从种植面积、生产量和出口量均呈稳定增长态势。中方对此不能不加以关切。对澳方农产品的优势和潜力,双方还需继续研究、深入沟通。
农业在澳大利亚的GDP中仅占4%左右的份额,但在当前的谈判中,它却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农业在谈判中为何如此重要?刘健男解释说,澳大利亚是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十分关注农产品的出口利益;而中国是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在贸易谈判中必须妥善处理与农业、农村、农民有关的问题。事实上,农业问题不单在中澳自贸区谈判中十分敏感,在几乎所有的自贸区谈判以及WTO谈判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谈到双方下一步将如何推动谈判取得更大进展时,刘健男表示,2006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澳时,与霍华德总理就自贸区谈判的原则和方向曾达成4点共识。只要双方谈判人员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务实解决谈判中遇到的困难,就一定能使谈判取得迅速进展,最终达成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协议。
澳方农产品增长空间不容低估
作为学者,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的柴瑜主任对目前谈判的症结所在分析得非常直白。在农业方面,目前主要问题在于,双方对澳大利亚农产品的未来增长潜力认识不一。澳方认为其农产品的增长空间已经相当有限,不会对中国的农业结构造成太大影响;而中方则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澳农产品的产量很可能还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在此情况下,如果将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完全放开,势必会对中国自身的农业生产形成冲击。
柴瑜认为,中澳在农业方面的差距相当大。虽然从自然禀赋的条件(如可耕种土地面积和气候条件)来看,澳大利亚并不占太大优势,但由于人口稀少(全国只有2000万人口),所以澳人均土地占有面积比中国多很多。另外,其农业劳动力的综合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也相当高,高科技的应用也非常广泛,所以其人均劳动生产力比中国要高出很多。在农产品生产上,澳大利亚未来的增长空间绝对不容低估。当前,在大宗产品贸易上,比如羊毛、棉花、动物脂肪、羊皮等产品的对华贸易上,澳大利亚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且中国是其主要出口市场。未来如果一旦完全放开,很可能出现澳方农产品大批涌入中国的局面。
柴瑜还认为,澳方并非如其宣称的那样“在农产品出口上没有太多期望”。作为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澳大利亚当然希望对方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准入能够更开放。柴瑜说,目前双方谈判进展不大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双方在农业和投资领域分歧明显。
自贸区短期内不易全面实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李燕茹博士认为,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存在一些有利因素。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积极推动不同层面自由贸易的发展,“在低关税基础上普遍实施关税优惠的开放市场”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优势所在。而中国在加入WTO后,积极履行入世承诺,在关税减让、市场准入、优化制度环境等方面也都进展显著,开放程度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甚至在某些领域高于发达国家。因此,两国目前相对较低的关税水平便于达成自贸协议。
但是,李燕茹也直率地表示,在中澳当前的谈判中也确实存在着障碍性因素。
首先,“中澳自贸区可行性联合研究报告”提出了构建“全方位自贸协定”的目标,即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领域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自贸协定。而对于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自然和人文背景差异都较大的中澳两国来说,自贸区目标在短期内并不容易全面实现,需要双方很好地协调。
其次,农产品贸易是谈判中的敏感领域。澳大利亚作为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如何通过自贸协定来促进本国农产品出口,是其关注的焦点;而就中国国情而言,农业直接关系到经济稳定、社会和谐与生态安全。因此,在整个中澳自贸区谈判中,农业谈判颇有些难度。
而且,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层面、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对农业问题都持审慎态度,农业问题甚至可以左右谈判的进程。举例而言,日本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虽然大量进口澳方农产品,但直到日澳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完成两年后,才同意将敏感的农产品纳入磋商范围。鉴于此,中澳自贸区谈判一方面要借鉴国际经验,另一方面也应全面考虑其对中国商签的其他自贸协定的影响。
第8轮谈判在即,下一步棋,中澳双方怎样才能下好下准?李燕茹认为,双方对彼此的制度环境和需求应予以更加深入的了解,使谈判紧密结合经济发展进程;此外,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先避开那些影响谈判整体推进的障碍因素,对条件成熟的领域先行突破,这样就可从整体上加快谈判速度。
本报北京3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