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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投资银行在牛市当中捉襟见肘，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观察一下投资银行所吸引的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这些人所受的是什么教育。曾几何时，主流投资银行只从为数不多的几家顶尖商学院里招兵买马。聪明并有野心的年轻人热衷于取得商学院学位，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新潮的观念。在此之前，MBA学位更像是一张漂亮的职业培训证书，通常是那些没能进入法律或医学等专业领域的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随着商业的兴起以及CEO职位变得越来越受推崇，这种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发生改变。
这段时期，商业成为公众主流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话题。1983年，《纽约时报》非文学作品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四位史无前例地全部被“商业书籍”所占据。公众对商业的巨大兴趣可以追溯到明星CEO的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标志。当代第一位明星CEO是1979年当选为克莱斯勒董事会主席兼CEO的李?艾柯卡。
对商业明星的崇拜不仅改变了公众的看法，也引起高报酬的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从商学院里招聘毕业生的人数急剧上升。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不到1/10的新任CEO有MBA学位，而到90年代，超过1/4的新任CEO拥有MBA头衔。综合这些现象，精力充沛的本科毕业生念MBA的理念已经被社会所接受。实际上，
MBA被那些聪明并且富有积极进取心的人认为是必备的学位。
许多传统专业因为知识面过窄和偏重于技术层面而受到人们的嘲笑。相反，MBA却更具有企业家精神，它给成绩优异、有野心的学生带来机会，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与此同时也显示出这些人与单纯高智商的人的区别，他们有勇气从事前景不受限制的职业。读MBA不需要学习枯燥的法律程序或者有机化学，而是学习现代管理中的秘密武器，旨在将来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人物。他们所学的技能具有隐含的意义，即可以应用于任何行业或应对任何状况。取得这个充满魔力的学位只需要两年时间，既不需要通过医学的重要资格考试，也没有律师资格考试，这使得MBA更具吸引力。
MBA培训工场里的教学方式和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且培训是按既定目标进行的。
MBA核心课程是向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介绍好几门不同的学科。任何在大学里主修经济、会计、市场、组织行为学、财务、制造或者统计的人都可以在两年里学成毕业。第一年的主要任务是将上述学科一一粗略带过，第二年则专注于寻找工作。因此，无怪乎大学教员们将整个获益甚丰的MBA项目看做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拖油瓶”。
问题在于，对于MBA究竟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没有共识。确实，包罗万象的课程设置多少反映出人们对此没有取得一致意见。MBA项目并不花工夫去合成这些不同的学科，而是留待学生自己去思考这些课程之间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商学院总能成功地请到各个学科里大牌的教授，以至于要让两年的教学课程真正一体化难上加难。明星教授以专注自己学术前沿研究而闻名，他们通常不屑花费时间教学或跟学生打交道。对于MBA学生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因此人们认为他们并不是认真来读书的。实际上，这些学生并不是谦逊好学之辈，他们中很多人的收入毕业后很快就超过了教授，这更使上述问题加剧。结果，教授们并不热衷于为MBA学生创设一套真正有思想性、有广泛知识面的课程。
因此，MBA和大多数跨学科课程一样，在执行过程中有些乱套，就像伊芙琳?伍德（Evelyn
Wood）的速成课，每节课的主题都和毫无关联的商业问题牵扯上关系。举例来说，某天的财务课上说到多样性完全没有价值（从理论上说，投资者可以通过向不同种类的、各自独立的公司投资来分散风险），而在第二天的制造业研讨会上又说起多样性的好处来（基于其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能力，以及调整业务数据的优点），这样的事屡见不鲜。而学科教授相互磋商给学生们提供一种能够协调各种观点的统一方法这种情况倒是很少见。
人们可能期待着读MBA的那些年轻聪明的实干家们会对这种游戏提出反对意见。但实际上，学生们大多非常愿意参与这种可笑的游戏。诚实的人会告诉你，他们读MBA最大的理由是向未来雇主显示自己的价值；其次是广交朋友，为今后建立人脉关系。对他们来说，关键在于拿到职场入场券，并建立人际关系网。一份被广为引用的最新研究显示，除了在最顶级的MBA项目里建立的人际关系真正具有价值以外，总的来说，MBA学位可以说是最差的教育投资。
1980年下半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念MBA期间，学术上最提神的课程是核心宏观经济学。那年讲这门课的是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一位杰出的客座教授，他是“合理预期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萨金特做了些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他决定不按常规路数给我们上传统宏观课，而改为向大家介绍博弈论，并把班级分成三组，分别担任美联储、国会和消费者三种角色。同学们非但没有被这种新的尝试激发起兴趣，反而心生厌恶。这不是他们来读MBA的目的。他们要准备其他课程，还要忙着面试、找工作，实在没有时间去辩论宏观经济中“囚徒困境”的应用。对他们来说，课堂上只要提供一些期末考试的样题就好了，其余的事他们自己会搞定。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些整天讨论领导力、企业家精神、创新的美国最顶尖的MBA毕业生中，差不多有一半进了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而到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半数。MBA毕业生为了成为大家所期望的那种真正积极进取的人付出了不少努力，现在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害怕自己的职业选择可能会削弱来之不易的社会地位。
我回想起当时看到身边大批商学院同学赶去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上班时的心情。那时，我认为斯坦福商学院1987届学生是一群各具特质、在许多方面都很出色的人。我还记得刚入学时的介绍会上，入学资格审查官炒豆子似的历数同学们的背景，宇航员、成功的企业家、职业高尔夫球手、驾小船环球旅行的船长，那么多能人，不知何故把我漏掉了。但到两年学业结束，同样这群聪明、有野心、有创造力的人变成了被动的跟随者，在校园招聘会上，占主流地位的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的面试机会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竞争目标。
并不是说有趣的人不可以期望成为银行家或咨询顾问，只不过那些有着不同兴趣爱好的人为什么一律把成为银行家或咨询顾问当成最大的愿望呢？
既然这些MBA毕业生都成了被动接受、不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况且投资银行在牛市期间比以往做得更多、拿得更多，那么，有件事就显得很奇怪——在这一时期投资银行家改行的人数却达到历史高点。投资银行的人员流动率达到50%~100%，离职的人各个层面都有，从刚出校门签了两年合约的年轻分析师到高级董事总经理，而董事总经理离职的损失最大，这意味着会失去几百万尚未获得归属权的股票和期权。
更奇怪的是，这些银行家没有转投竞争对手，而是投身于新创立的、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司。很难想象一个成熟机构中的银行家和一个新创公司的CEO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可以这么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像是五金连锁店的老板去当整容外科医生。单有一个人做出如此重大的职业转变可能算不上特别令人吃惊，但为什么整个行业都如此疯狂？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一定会有人认为这是一派胡言，根本没什么神秘的东西。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最贪婪的人，这句话一点也没错。互联网突然之间成为一夜暴富的捷径，那么，银行家们从投资银行这扇门争先恐后地涌向网络那扇门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公平地讲，到目前为止这种说法不仅为广大公众所接受，银行家们也都表示了认同。
且让我们把这种说法称为“贪婪有理”论吧（出自著名演员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奥利弗?斯通导演的《华尔街》中的一句台词），然而，这种说法还有一些不合理之处。按照这个理论，只要付更多的钱就能留住银行家。这正是主要投资银行努力去做的。它们小心翼翼地采取各种改善“生活质量”的措施，试图仿效想象中网络公司的办公环境。从原先夏季每周五的便装日变为全年可穿休闲装上班，当时这一举措被看做是革命性的变化。当休闲装措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时，生活质量的概念进一步被扩大，公司又提供从免费水果和咖啡到带薪假期等各种福利条件。不久，投资银行又转用他们最熟悉的方法：现金。很快，公司竞相出台名目繁多的额外薪酬补贴计划，包括现金、股票以及多种方式参与公司私募股权投资的机会。
很难评估这些措施成功与否，因为无法判断在缺乏这些措施时会产生什么情况。银行家跳槽去网络公司的潮流最终逐渐平息下来，原因在于网络公司IPO的市场最终崩溃。幸运的是，1999年高盛上市期间制定的独特的薪酬机制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看清楚由纯粹的贪婪所造成的冲击。IPO期间，所有高盛的员工都得到了数额巨大的股权，如果他们在三年内离开公司，这些股权则会作废。高盛IPO给留下来的员工的条件如此优厚，任何其他银行的薪酬激励计划都不能望其项背。如果“贪婪有理”真的有道理，那么有理由相信高盛的人员流动率会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当然，高盛的人员流动率从来就是比较低的。
但是，高盛的人员流失率和它的同行一样高。为了阻止人员的大量流失，高盛（在赠送IPO股票的基础上）设置了更慷慨的薪酬激励计划，但是这样做仍然于事无补。高盛的竞争对手无疑偷笑不已，但在窃喜之后迅即心生恐惧。如果高盛用走人就没收其IPO股票的大棒都没能留住人，那其他银行又如何提供更大的胡萝卜来达到目的呢？
这些成功人士先是蜂拥至投资银行，尔后又转投网络，如何解释这一奇怪的群体现象呢？当时，我在琢磨其中的奥妙，我想原因不会像“贪婪有理”那么简单，但肯定要比“集体疯狂”的说法更具说服力。出乎意料的是，我无意间在阿尔?戈尔发起的个人自我发现之旅中找到了线索。当时正值戈尔力争继任比尔?克林顿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竞选期间。
戈尔遇到中年危机，先是1988年惨遭总统竞选提名失败，之后他的儿子又碰到车祸险些丧命。在田纳西大学心理学家的帮助下，戈尔根据他们提供的阅读材料开始对家庭危机进行深入研究。有一本书引起了戈尔的内心斗争，这本书是瑞士心理学家艾丽斯?米勒（Alice
Miller）写的《天才儿童的戏剧人生：找寻真正的自我》。戈尔不仅将书分送给朋友和同事阅读，还在面试时问求职者是否读过这本书。
米勒的书讲的是那些从小“因为天才和成就而得到赞扬和敬重”
的人所碰到的特殊问题，这些人特别有天赋，同时又极度敏感，某天“突然发现不能达到人们所期望的境界，而自己又不得不坚持下去”。米勒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天才儿童的父母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利用孩子的天赋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此情况之下，儿童为了不断获取父母的关爱，只能不断创造新的成就，并且在心底隐藏着一种恐惧，认为父母喜欢的不是他而是他取得的成就。这类儿童除了取悦的需求之外，从来没有开发出自我的意识，因此会面临大喜大悲的情感体验。每当最新成就的喜悦退去，他们就会因为不能体会自我感受和需要而变得羞愧和空虚。很快，他们会开始接受新的挑战，幻想着能够永久性地填补这种空虚。
作为同一种综合征，这听上去至少可以给出部分答案，来解释为什么一波又一波优秀的商学院毕业生和投资银行家会盲目地追求当时公众所认为的成功事业，而不管自身是否对此感兴趣，甚至连高盛IPO的经济激励也能放弃。
戈尔解决了自己的这场危机，但不知道银行家们是否能清醒过来。米勒博士的药方是让银行家们通过做心理测试来寻找自己真实的情感。乍一看，这种解决方案无法实施。但是，与那种让银行家保持好心情的“生活质量”相比，心理测试可能更有益，它会让合适的人以合适的理由离开银行业。谁知道呢，或许银行家经过心理测试以后不仅变得更快乐，而且能成为更好的银行家。
当我们了解了20世纪90年代哪些人成为了投资银行家，他们为什么要当投资银行家之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投资银行向交易驱动型企业文化根本转变所带来的影响。“IBG
YBG”的口号几乎就是这种新的优先秩序与全面满足各种客户需求之间冲撞的必然产物。在整个华尔街，成为优秀的团队成员或者拥有其他古怪的想法不再是个人成就的目标，大家的目标变成做项目、创收入以及曝光度。用保尔森的话来说，就是避免变成恐龙。为了成为表演者、大明星，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成本是由别人扛着。确确实实，代价是巨大的。
这一背景可以帮助你理解本书之前所讲的事和将要展开的内容。投资银行家在即将到来的衰退中丢掉饭碗，由此而失去自我价值认同，感到空虚和迷茫。更广泛地看，过去10年投资银行的社会形象逐渐走下坡路，公司的部分标准也相应降低，这使得投资银行家的个人和专业形象也一并遭到破坏，他们感觉像是被出卖了，并且变得有点脾气暴躁。投资银行业的转变所带来的更重要的社会意义还不在这里，不过“天才投资银行家的戏剧人生”给我们的故事添上了浓重辛辣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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