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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已取得显著成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全球经济金融的加速融合，中国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空间发生了深刻变化，也面临着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战。
本报将从即日起刊登一组商业银行的高管访谈，共同探讨中国商业银行的战略发展之路。
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助理汪水云最近被农行派到上海从事管理工作，完全是基于她多年在浙江这个民营经济发达区域的工作经历。近日，本报记者与汪水云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
“浙江经验”值得借鉴
记者：你过去在浙江的工作经历，对现在到上海来从事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管理有没有帮助？
汪水云：在浙江工作的经历，包括在浙江台州的工作经历，让我在加快发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同时，对控制风险有比较充足的经验。浙江分行是农行系统中最好的，积累了很多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管理经验，“浙江经验”具有借鉴意义。
记者：能否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浙江经验”？
汪水云：中小企业的情况非常复杂，一般来说，财务报表都不完整。因此，银行要作出准确评价比较困难。农行浙江分行创造出了一些针对这些企业特点的新的评价方法，我们称之为“六要素管理法”，具体是指战略规划、业务经营体制、内部流程和制度建设、风险管理等。
记者：能否说得更具体一点？
汪水云：我们会考察一些相关指标，比如企业纳税总额、用电量等。通过企业电费缴了多少，大致可以推算出其生产量是多少。根据这些相关的辅助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经营收入，从而评判我们的贷款比例是否合适。在贷款的比例控制上，农行浙江分行的指标之一，就是小企业的销售收入和贷款比例不超过６∶１，最多达到４∶１。同时，这样的经验也复制到了农行上海市分行。
记者：农行浙江分行的激励机制与农行上海市分行的激励机制是一套体系吗？
汪水云：大致是一样的。
记者：农行浙江分行的激励机制和农行上海市分行比较起来，有什么特点？
汪水云：农行的激励分很多层面。比如，在省分行层面，主要是对下面二级分行的一个考核的评价，相对来说就比较宏观。涵盖的内容包括市场业务竞争能力、效益、资产质量、业务结构等这些方面的评价。到二级分行层面，对支行又有一个评价，会更加具体。分行对客户的考核也各不相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在浙江，银行对资产质量的重视度非常高。如果说，哪家银行当年发生不良贷款，哪怕金额再小，监管部门都要问责，银行本身对相关责任人也要进行严肃处理。所以，大家非常关注资产质量，如果企业有逃废债等不良行为，在浙江是很难生存的。
研究金融服务需求
记者：农行要在上海市中心的支行发展中小企业金融业务。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汪水云：按照一般的思维，中小企业好像都设在郊区，其实这是不全面的理解。在上海市区，的确已经没有什么大型生产企业了，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崛起。现代服务业的业态形式很多，不可能都是大企业。都市型工业园、上海创意园区里有很多客户都是中小型的，肯定会有金融需求。
上海要加快“四个中心”建设，这个过程中有很多金融服务的需求，包括一些中小企业、个人经营者的金融需求。我们正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着重研究市区现代服务业、国际贸易型等企业业态中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提出银行的解决方案。
记者：有没有阶段性的成果？
汪水云：我们正在研究，研究小组已经成立了。
严控并非好的管理
记者：在目前的形势下，发展中小企业金融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怎样权衡？
汪水云：作为一家银行，中小企业金融是必须要做的，能不能做好就得看经营管理水平。我认为，最差的行业里面也有好企业，最好的行业里面也有差企业。作为银行，关键是要把握好每个客户，如果把握不好客户就是不利因素，把握好客户就成了有利因素。
记者：如果把握得很严，是不是很多中小企业就难以获得贷款？
汪水云：严不一定就是好，好不一定就是严。主要还是看银行有没有能力识别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如果光看企业本身，不去了解行业和宏观经济变化，一定会出问题。银行必须要用宏观思维去考虑微观企业，对企业所处的行业以及发展前景，包括企业在产业链里处于什么位置，都要作出衡量判断，这才是关键。
记者：《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人民币大幅升值等因素对你们有影响吗？
汪水云：人民币大幅升值，出口退税等政策的调整，还有污染治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必然会使部分企业的成本增加。我认为这是必然的，我们不是今年才发现，已经关注这个问题很久了。但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国家的政策层面来进行调整。对银行而言，我们关键是做好预案。对于国家每项政策的出台，银行应该及时作出反应，加强研究，事先作出一些安排。
记者：我们注意到，一些银行如果增加小企业客户，可能会导致大面积的不良贷款。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汪水云：银行要把好准入关，那些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偷漏税进行经营的企业，银行应不予介入。作为银行来说，我们支持的是一些国家需要、老百姓需要的，符合市场需求的、有竞争力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