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7年年底，决策层终于明确，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防止出现“明显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也连续第六次调整基准利率。现在回过头来看，从政府决策层、财经决策部门，到中央银行、统计部门，乃至活跃的经济专家、投资顾问，对于通货膨胀的反应一直是小心翼翼的。
　　翻阅一下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的报刊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民众抱怨物价上涨迅速，但是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物价没怎么上涨。在CPI没有达到通货膨胀的认定标准3%之前，当然可以说没有通货膨胀；后来CPI过了3%，专家们则发出种种观点，从需求推动型物价上涨，到通货膨胀“苗头”，再到“结构性”通货膨胀，不一而足。
　　但不管怎样，通货膨胀终于还是开始显形。
　　分析起来，可能是理论上的盲区误导了这些官员和专家。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只有当CPI上涨到一定程度时，才算出现通货膨胀。统计报表则显示，并不是所有商品、服务价格都在上涨。假如剔除了房屋、食品等价格，物价好像上涨得不多。于是有专家说，只要增加供给，或者抓紧查处囤积、乱涨价行为，就可以天下太平。
　　其实，一般的通货膨胀从来不可能是物价的全面上涨。假如确实出现这种局面，那就是恶性通货膨胀了。一般通货膨胀总是表现为不同的商品、服务的价格在不同时间轮番上涨。因为，通货膨胀与商品的需求、供给都没有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发行量过多导致的。多发的货币必然先进入某些部门，随后波及其他部门。因而，不同商品、服务的价格之上涨有先有后，有高有低。
　　似乎可以说，这一轮通货膨胀的苗头从2003年就已开始。自那年以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指数、工业品出厂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股市在不同时间段轮番大幅攀升。当然，2006年下半年开始的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影响到收入最低群体的基本生存，才使全社会最真切地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存在。
　　有人可能提出疑问：过去几年不是经济很繁荣吗？是的，通货膨胀与经济繁荣并不矛盾。中国过去几十年中的每一轮繁荣都有通货膨胀的“功劳”，战后西方各国政府也经常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创造经济繁荣、解决就业难题。
　　这种繁荣确实能够增加所有人的收入。统计数据说，近几年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快速增加，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通货膨胀型繁荣会导致收入的逆向再分配，不同的人享受多发的货币之好处的开始时间、持续时间及幅度不同，所得到的收益也将大不相同。
　　通俗地说，收入越高的人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收益越大，收入本来就低的人收益最小。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投资企业的人赚钱了，投资股市、房市的人赚大钱了，普通职工工资的上涨速度显然不可能高到20%、30%。另一方面，上涨最快的那些商品，通常是低收入人群最敏感的。比如，食品、燃料价格上涨，那点钱在收入高的人那里根本不算什么，而低收入者的食品、燃料开支本来就占其收入比重较大，当然感到生活压力骤然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通货膨胀型繁荣也可能造成新的民生问题。
　　从经济上看，通货膨胀型繁荣也是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期必然伴随一个经济增长减速乃至衰退期。对于各个国家的货币主政者来说，实现“软着陆”都是十分困难的事。为应付通货膨胀，货币决策者必然不断出台各种措施，这将影响人们的预期。决策层面临的无法克服的难题是：它无法准确地预期哪项政策是临界点。而一旦触碰到这个点，人们的信心将突然瓦解，大幅度缩减经济活动，大幅度减少投资和消费。这自然会引发经济减速。随之，产业需要进行痛苦的调整，失业现象也会大幅度增加。当然，这一代价的大部分仍将落在低收入人群身上。
　　要避免这些经济与社会恶果，就应当从一开始不去追求通货膨胀型繁荣的所谓好处，避免人为制造通货膨胀，这也是中央提出明年防止“明显通货膨胀”的原因。而做到这一点，唯一办法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使其能够主导货币政策，且以稳定物价为唯一职能，让经济自然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或许比较缓慢，但不会出现繁荣-衰退的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