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最明显的通货膨胀苗头，近期在中国逐步显现。为应对这一重要问题，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充分表明防止通胀的紧迫性。
从近期披露的权威数据和分析看，今年中国经济将毫无悬念地实现11%以上的高速增长，同时也面临着巨大通胀压力。特别是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明显，消费者价格指数创近十年来新高，各方面对可能扩大的通胀水平甚为担忧。中央显然也意识到，通胀过高不仅影响公众生活，更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均衡发展，必须坚决遏制。
具体分析当前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既有周期性惯性，也有许多结构性原因。从周期性上看，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使得居民消费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这势必引发食品、交通、居住等方面的价格高企。而像成品油和居民燃气价格的普遍上调，则受到全球性石油能源价格猛增影响，中国作为石油净进口国无法避免相关产品的价格上调。
结构性原因则更复杂些，对相关价格上涨的刺激作用也更明显。比如公众广为关注的食品价格、特别是粮食和肉禽蛋类的价格猛涨，确有供需关系变化所致，更与中间流通环节过多、层层加价、市场监管不力直接有关，初始生产者在这轮价格上涨中获益有限。在能源、原材料等工业品价格上涨中，相关产业布局散乱、具体企业的单位能耗和材耗过高也是主要原因。
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有关部署，更重视从造成通胀迅速抬头的各个关键环节入手，切实有效地防止通胀水平过快上涨。明年进行宏观调控时，中央特别强调要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开展相关工作，其核心指向仍然是一个“好”字。防通胀不是要放弃增长速度，而是如何让经济发展更平稳、更平衡。
对于公众特别关心的消费价格指数水平，中央的针对性部署突出以人为本、科学调控，也就是既坚持市场导向，也不推卸政府应负的职能和责任。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价格调控预见性，加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监管，及时完善和落实因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众的补贴办法。这就比较好地解决了公众关切、市场与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确保在宏观调控中政府作用的恰当发挥，既有作为，也不越权，切实维护好公众利益。
中央清醒意识到，目前价格上涨的压力正在加大，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在有效监管供应价格的同时，还要适当刺激并增加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供应量，特别是与公众密切相关的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及其他紧缺商品，需要有关方面采取相关措施，增加生产和供给，平抑价格过快上涨，也刺激更多消费。
全面地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各项部署，当然并不只是为了防止明年通胀水平的继续猛增，而更着眼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是这些必然触及深层次结构调整的发展思路和具体举措，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中国经济未来出现通胀失控的局面。比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都是有效的遏制通胀猛抬头的结构性调整手段。
可能会有所争议的，也许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较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大量新开工项目，这是过去多年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而在配套性资源跟不上、投资边际效率递减的情况下，当然需要进行收缩，这也是财政政策从积极转为稳健的主要原因。但从加强民生等社会建设的角度，我们更关注财政政策的具体调整。
与投资性财政支出收缩相反，涉及社保、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公益性财政支出，不仅不能减少，而是需要大幅增加。这既是补多年来的改革欠账，也是真正增加公众福祉，进而提高整个社会对较高通胀水平的承受力。比如有关部门开始酝酿推进的住房制度新的改革，就是要让政府加大相关投入，为中低收入者解决居住问题承担更多责任，减轻公众负担。
特别是有关分配制度和税收改革，一定要有利于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和消费能力，只要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增幅，高于同期的通胀水平，政府恰当作为，即使有再多的周期性或结构性通胀诱因同时发作，公众也可处变不惊，中国经济也就不会有大的波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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