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央行决定从11月26日起，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3.5%，是198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几乎是全世界最高”。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为了减少银行流动资金，约束贷款能力，这说明，决策层对于宏观经济过热、信贷增长过快与通货膨胀担忧加剧，看来即将公布的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等仍将在高位徘徊。在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3%的1988年，官方公布的通胀数据为18.5%，而今年央行预计在4.5%。目前的通胀水平与1988、1994年两个高位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应该看到，目前的资本市场对资金的吸纳能力与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管理层希望借助于货币手段避免出现当年那种极端情况。
央行加息幅度远远落后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原因是我国加息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不畅，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并且对靠利差谋生的银行会造成生计之虞。因此，央行只能诉之以上调准备金率这一直接约束银行贷款能力的行为。可资借鉴的是，在美联储设立之初，利率传导机制不畅，或者利率手段不能像直接抑制信贷能力那么收效时，美联储也同样使用存款准备金率这把巨斧。
央行紧缩货币政策不可谓不猛烈，但猛烈的政策没有换回经济降温，信贷、资产价格等等仍然一路上升，根源在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依赖于投资与出口顺差，而中国经济的安全系于央企垄断企业一身。这不仅导致央行无法抑制流动性过剩，还使得货币紧缩政策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均衡。
收缩银根是为了给经济降火，但如果降了实体经济之火则是得不偿失。比如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银行影响截然不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呈上升趋势，而国有商业大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基本持平，这就意味着超额存款准备金不足的银行头寸紧张，银行会进一步压缩信贷，这就让原本信用基础薄弱的中小企业与个人受到沉重打击。
迹象已经显现。今年下半年以来，温州信贷资金渐趋紧张，民间融资难度加大，民间借贷利率持续升高。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监测结果显示，9月份400户监测点总计民间借贷发生额为10436万元，月息最高利率40‰，最低利率5‰，平均利率10.32‰，比8月份上升了0.56个千分点，比去年同期上升1.22个千分点。
作为银根风向标、最能灵敏反映市场融资变化的温州民间借贷利率的上升，说明目前的信贷环境无法满足民间经济对资金的渴求，中国的民间实体经济融资渠道仍然不畅。我们所看到的流动性过剩与实体经济形成了两张皮的脱节现象，一方面流动性过剩流向了资产、央企、重化工业、资源、零售渠道等领域，另一方面在制造企业、农村存在严重的信贷“脱水”现象，造成中国的制造业与农村无法跟上整体GDP发展的步伐，从采购指数等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已经饱尝财税、人力、原材料价格三重挤压的痛苦。
虽然政府一直在强调中小企业信贷、农村信贷的重要性，并且已经放开了小额贷款试验，但由于不允许吸引存款、由政府掌控等弊端，导致资金抽血现象越演越烈。央行的货币紧缩针对的是整体经济偏热的趋势，而中国的经济出现的是局部过热与局部过冷的不均衡状态，因此紧缩政策很可能造成一竹竿打死一船人的情况，这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绝非幸事。
频繁动用货币政策与其说是向美联储看齐，不如说是胶柱鼓瑟之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凯恩斯主义在决策与经济领域风靡一时，结果导致了赤字财政、通胀率急剧上升，而目前又向美联储学习货币紧缩政策，使经济冷热更不均衡，国内消费、市场企业迟迟无法壮大。
我们需要的是符合当下经济所需的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首先应该改变增值税、提高个人所得税比例，尽快改变扭曲的激励机制，使企业愿意做大做强、民众愿意消费，其次要加大人民币的汇率浮动区间，加快培育针对中小企业与农村的信贷市场，使人民币的价格符合市场预期，放着这些根本性问题不解决，一味以紧缩流动性来代替货币的市场化改革，以政府的财政收入上升来取代民间的消费能力，甚至在垄断的情况下谈资源价格市场化，中国经济、民众福祉将因此遭受沉重打击。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