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人排队，有偿服务，近期处处故事多：
　　在郑州，无论是在汽车站、火车站还是在医院等公共场所，不断地出现了代人排队、替人买票的“代排族”，有人一天的最高收入可以达到300余元。
　　在西安，商洛小伙子李东鹏瞅准“买票难、排队辛苦”这个“商机”，在电子二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前做起了有偿代人排队的“生意”，每个队位的转让费为10元。
　　在哈尔滨，2005年11月就注册了名为“东亨跑腿服务公司”的张老板向记者透露，他们设有24小时服务电话，对外排队收费是15元/小时，充当“代排族”只是他多种业务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包括代挂专家号、学校报名、房产优惠、商场折扣等。
　　武汉媒体自爆：当地至少有六七家公司从事排队业务。这些公司对外名称多为跑腿公司或家政公司，代人排队只是其中的一项业务。
　　在广州，一无文凭、二无技术的河南籍打工妹姜玉凤在两次代人排队“意外生财”后，招了20名员工成立公司，从事专业排队服务，利润1万元/月。
　　在美国，人家通过iwait.org网站提供“代客排队”的服务，前些日子当iphone首卖时，iwait的员工就因为替顾主排队抢购时尚促销货而成为全球新闻。

有偿排队成地下工作

　　8月中旬的一天，家住北京怀柔的小戴带牙痛多日的媳妇到北大医院口腔门诊看牙。之前，因为路途遥远，在经过一番咨询之后，他试图通过网上寻觅代他排队挂号的人选——寻找有偿“代排族”。
　　“现在哪儿都有跑腿公司替人排队，北京不可能没有。”小戴终于在猫扑网上得到“高人”指点：“如果你想明天去看医生，那今天大清早就过去，晃悠晃悠就会有人过来问你要不要专家号了，你再告诉他你明天过来看，后面的事情就不用教你了吧？”于是，小戴托在京城上班的朋友去医院门前打探。果然，有人在排队时就主动上前打听，但表明需要告知病人的姓名。代排队的人最终收费50元钱，但彼此约定：“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然会被当作号贩子而受到打击！”
　　在同仁医院，从上半夜就排起来的挂号长队中，来自江西的老钟是为儿子挂眼科专家号。“我排一夜倒没什么，让有眼疾的儿子独自守一夜，我实在心酸。”老钟很希望有人能替他排排队，“我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人替我排队，如果有，出点辛苦钱也是应该的。”老钟一直希望在医院挂号处看到“代排族”的身影。
　　在同仁医院排队时，有一个从事引导去找“知名专家”看病的“医托儿”，诡异地对记者说，“北京各医院打击号贩子，面孔熟的也成为他们的目标，谁干这个都干不长，就都算了。”说起替人排队的排队族，那人笑开了：“这都探讨过几年了，要是有戏早就实行了！”

置业大事排队雇亲戚

　　“提起买房子就闹心，就像是打了一仗一样。”北京市民徐宝荣至今对当初买房子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2007年4月的一天，徐宝荣拿着早就看好的楼盘宣传单赶往通州附近一家新楼盘的销售现场。
　　买房需要先排一个房号，才能有机会买房子。挨着售楼处门前一侧，密密麻麻或躺或坐着长长一排的市民，足有200多人。他们有的铺着凉席，有的搬着板凳。徐宝荣当时花钱从老家请了一位亲戚来帮着排队，一日三餐都叫外卖，晚上我下班替他让他回家休息一会，就这样排了4天3夜的队终于拿到号了。“看到他在那排队，心里老觉得欠他好多。要是花钱找不认识的人吧，心里又不踏实。”徐宝荣感慨地说。

兼职排队偶尔挣外快

　　“排一天一夜要300元，他只是代我们排队并不代我们买，快排到时他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带着钱过去自己买，有时候要排两三天呢。”张龙是北京25中学的学生，他的心中充满着对篮球明星的敬仰，他所说的“他”就是他能打电话随叫随到的民工，他让这位民工来帮他排队抢购“限量”的当红巨星所代言的明星系列球鞋。
　　“代排族”只是留下电话，有机会时“客串”一把而已。明星球鞋爱好者们有时候遇上要抢购其他明星物品时，这位民工或是他的同伴就来帮他排队。
　　“因为是限量的，所以每次来排队的人都特别多，我们没有时间排队又怕影响学习，所以就请人来替我们排队，第一次需要排队时是通过熟人找的一个民工，后来熟了每次需要排队时我们都找他，他平时上班，找他排队时他就请假，这样挣的钱会比在工地时挣的多。”但张龙说，按照他的观察，在北京，他们这些人没办法专职靠替人排队生存下来的，“因为市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成规模，看他们干起来还有点儿偷偷摸摸。”

“电话预约”让一帮人“下岗”

　　说起“排队族”，小杨主动给记者提供线索：龙泉驾校周边的村民就有很多人干这一行。
　　她的线索来自自己的经历：“我2002年6月到8月在温泉镇龙泉驾校学车。那时候北京学车约教练要提前拿号，天天从早上6点开始排队要一直排到9点才能拿当天的号，然后按号的顺序来练车。许多人都请附近的村民代为排队，每次15元。附近不少村民专门替人排队，有的一家四口都干这一行，只要把练车证给他们，就可以替你排队拿号。比较守信用，每次排完队拿到号再给他们钱，省了不少时间。”
　　5年过去了，昔日靠排队吃饭的人还干这一行么？
　　带着疑问，8月22日记者来到该驾校及其附近村庄，但“代排族”早已经不存在了。驾校的刘管理员告诉记者：“现在很方便，你打电话就可以约了。我们这里管的很严，员工要是这么做被抓到要罚钱的。如果你是我们的员工给报的名，那么员工也可以免费帮你拿号约教练。公司鼓励员工以周到的服务吸引更多的学车人。”
　　至于花钱请附近的村民帮忙排队的往事，刘管理员解释道：“现在不行了。现在驾校学员要么电话预约，要么用自己的指纹才能拿到号。其他人来了也没用。”驾校门口开“摩的”的马师傅告诉记者，他曾于2002 年和2003年在这里干过有偿代排的活儿，“原来我们村有很多人都做这个，后来驾校引进了高新技术，我们只好‘下岗’了！”

有偿排队族的自发秩序是面镜子

　　学会排队，无疑是建立秩序文明的重要一步。为此，北京市就推出了“排队日”。但是，并非队排得越长，社会文明程度就越高。一方面，合理安排窗口可以缩短等候时间；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排队都理所应当。生活中，不乏其例的是，由于权力重复使用，本来排一次队便可以完成的事，却要分着排几次队才能完成。比如，在一些发达国家，车站站台通常是开放的，既然查票在车上已经完成，在出车站时，车站方就没必要派人守着站口查票，将旅客像牙膏一样慢慢挤出车站，而此前，已经这样挤进过一次。
　　既然“代排族”的出现，根子在于 “排队难”，那么，我们就不能对社会公共资源的稀缺性与公共服务的捉襟见肘，视而不见。为什么在许多公共场所，“长队”最后总是排成“粗队”，直到像个黑锅一样，盖在值班窗口上？排队者的素质无疑是一方面，与此同时，如何提高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水平，更值得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