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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5-12 作者：张贵峰 来源: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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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
读到上述新闻，想起了此前另一份预测劳动力走势的文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劳动发展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000万，缺口1000万；因此，“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仍将存在”。
两份预测显然存在矛盾，究竟孰对孰错呢？笔者的看法是，站在不同角度，其实都不错。两者对“劳动力”的分析，前者着重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后者是“全国劳动力总量”。此不同意味着，“劳动力短缺”预测，主要针对的是“廉价劳动力”意义上的或者说结构失衡条件下的短缺。“廉价”当然就是工资、福利以及劳动保障水平的低廉，而相应的“劳动”，众所周知，则是那些以“粗、笨、累”为特色，一般劳动力不愿也不屑为的辛苦劳动（否则，“民工荒”何以会与就业难并存）。
可见，以“农村剩余”为表征的劳动力短缺，实质是一种权利配置导致的结构性短缺：比如，平等博弈或争取更有利劳动待遇权利的短缺。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昨天媒体上的一则新闻：上海市规定：“一线职工未增加工资的，经营者工资也不能增加”———政府能出台这样的规定当然是好事，但反过来也证明了一个尴尬现实：当前“一线职工”实际是缺乏工资上的要价能力和权利的。
进一步看，此种权利短缺还有许多内容，如平等教育、自由迁徙、医疗健康等等权利。以教育权为例，作为一种确保社会起点公平、社会成员通畅流动上升的元权利，教育权对于改善和提升劳动力内在素质和能力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当前的现实却是，以农村剩余为代表的大量普通社会劳动力，并没有充分获得这样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出现短缺，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对于企业而言，这有助于他们珍惜和善用劳动力资源，推动产业升级；对于政府，其价值在于警示了这样的道理：过分依赖廉价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发展必然是不可持续、低素质的，而维护这样的劳动力和谐，不能只是供求数量平衡上的，更应该是内在结构———社会权利配置均衡意义上的。
近日，著名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200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排名第15位，首次超过了中国台湾地区。
这让人想起去年的一条新闻：总部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去年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的排名从前年的第48位降到第54位，掉在排名上升、位列第43名的印度之后。
一前一后两个评估，何以有如此大的差异？国内媒体一篇报道揭示了个中“奥秘”：瑞士洛桑评估主要依据统计数据，相对“比较客观”；世界经济论坛的评估主要依据问卷调查，“硬数据指标”所占比重不足三分之一，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只看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排名评估，为之沾沾自喜，而对世界经济论坛的评估心存块垒，不屑一顾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这不但因为，任何排名，无论依据多么严密，要做到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更因为，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拥有包括全球1000多家顶级公司成员，是世界公认的权威性机构。其“主观反映”，不仅代表着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揭示了统计数据无法描述的竞争力软实力。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指出：“中国在中学和高等教育上的入学率按照国际标准仍然很低。体制环境中各个组成部分仍需进一步改善，同时也要保护司法独立性。”中国名次降低“主要是因为腐败、买方成熟度的评估水平低，以及对劳资关系的担心”。这样的解释，虽不尽符合我们的自我认定，但多少点中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害问题。以导致排名降低的首要原因腐败来说，腐败对竞争力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官员的腐败，导致经济决策失误；教育腐败导致人才和劳动力水平降低；商业贿赂使市场经济秩序、公正公平原则遭到破坏；学术腐败降低了科研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
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也处于一个经济与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面对不同排名，中国需要保持一份清醒：不为一时“排名”所累，要通过这样的“排名”，看清差距，找准定位，摸准努力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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