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涨价的决策过程中，人们期待的“民主圆桌争吵”并未出现。尽管出租车司机暂时保住了每个月油补，但他们诉求的表达方式和途径只能是不断的维权和类似停运之类的抗争。司机说挣不到钱，出租车公司“空手套白狼”；出租车公司却认为这不是事实。事实真相究竟怎样？

    七一停运

　　“老车，这次我们真是被冤枉透了。没有来由地被公安控制了好几天。”
　　7月20日，阜成门旁的避风塘茶餐厅，两位北京出租车行业小有名气的“的哥”谈起了他俩在“七一”前后的遭遇。王学永点燃一根万宝路，使劲猛吸一口后，吐了串烟圈，将打火机递给身旁的车殿光。
　　“是啊，北京出租车‘七一’停运的事，与我俩无关。估计是5月底我们申请游行惹来的麻烦。”车殿光一边点烟一边无奈地摇摇头。
　　王学永和车殿光分别是北京银建出租汽车公司和北京通顺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两人同为北京人，同是44岁，且都已走过了十几年的“的哥”生涯。
　　在北京出租车圈内，车殿光“成名”较早。2001年，为了反对自己花10多万元购买的出租车在行业兼并重组中“被低价贱卖”，车殿光带领近100辆出租车，打着标语往长安街方向游行。这次抗争的结果是，每辆车补偿费由2万元变成9万元。2004年9月，王学永、车殿光与另一位维权司机邵长良一起，状告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对他们申请个体经营出租车出具的《不予批准决定书》不符合《行政许可法》。尽管官司最终败诉，但王学永从此也成为京城出租车行业有名的维权分子。
　　今年6月初，北京部分出租车司机计划7月1日这个周六“停运”休息的消息开始在水面下流传。一条大致内容为“出租车租价涨到2元，打车人锐减，油价又涨，日子过不下去，建议大家7月1日‘休息’一天”的手机短信和小纸条，在京城“的哥”、“的姐”中间迅速传播开。
　　“我是在万泉寺的士餐厅吃饭时听到大家议论这事，那已经是6月26日了。”“的哥”王师傅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他回忆到：“听到消息没两天，交管局的人就开始大范围挨个调查，问我们为什么要休息。”
　　王学永和车殿光坚称，这次行动不是他们组织策划的，之所以有关方面找到他们，是因为他们恰好在5月底申请过游行，但没有获批。王学永一脸无辜地说：“我们只想扯一扯落实《行政许可法》和明确出租车司机合法权益的‘老皇历’。”

　　然而，“老皇历”以一次“的哥集体度周末”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7月1日临近的前几天，政府的一系列安抚政策密集出台。

　　6月26日，北京市交通委宣布，原计划出租车公司8月份起为司机提高社保计提基数的政策推迟执行，改为与全市社保整体方案同步实施，同时延长政府和出租汽车公司给出租车司机发放燃油补贴的时间——每位出租车司机的工资卡上将能继续被打入每月600多元的油补。

　　与此同时，的哥中又有传言说，政府有意同意给予出租车司机正常劳动休假保护，即按《劳动法》的规定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双休，并享受法定的“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假期；虽然出租车司机作为特殊行业从业人员不可能按时休假，但作为雇佣方的出租车公司应在其工资构成中体现，即在每月上缴份钱中扣除双休日和节假日的比例——这意味着如果消息属实，每月份钱将可能减少1/3。

　　6月30日，北京市交管局发布消息：取消二、三环主路7时至19时禁止空驶出租汽车通行以及主路左侧第一条车道禁止出租汽车行驶的规定。

　　与此同时，一些出租车公司在例会上也明确警告司机：7月1日必须出车，不许休息。
　　7月1日，并不打算出车的王师傅接到公司电话，要他赶去北京西站拉活。他告诉记者：“公司说会查看我7月1日的运营表，要是发现我没干活，就不再跟我续签合同，而且让任何一家公司都不接收我。”
　　京顺路上的火神营站是双班司机交车的主要地点之一。王师傅看到，7月1日一大早，火神营站比平时多了很多警察，“警车拦截住想返回郊区休息的出租车，要求返回市区到两站一场（北京站、北京西站和首都机场）去拉活；同时，所有从郊区进京的出租车都要登记”。
　　王师傅从北京西站拉了一个客人去首都机场时发现，开往首都机场的空驶出租车不用交10元钱的高速费；到首都机场后他又得知，平时排队拉活时每次1.5元的管理费在这一天也破例免除。
　　“将客人送到首都机场，我正打算离开，但在航站楼前被北京交通执法总队的白色捷达车拦住，执法人员命令我掉头重新排队，接了客人才准离开。”王师傅回忆说。
　　尽管有恩威并施的未雨绸缪，但据王师傅估算，7月1日这天，北京还是大约有1/3左右的出租车司机在家休息。出租车在首都机场排队拉活的地方在业内被称为“羊圈”。据传，7月1日当天，一直有人把住羊圈口，不让排队的出租车出去拉活，而其中两辆“不听劝阻，擅自出圈”的出租车被砸。用毛笔写的“停工”标语也贴上了机场大巴的车身。
　　“七一”停运后一个月，即8月初，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局长丁保生被调离。一些司机认为，丁的调离是政府对停运的一种回应。但经询问，运管局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丁保生是与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总队长刘通亮职务对调，“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

　　为了生活得好一点

　　至少从表面看，7月1日这个星期六所发生的事件并没有泛起太大的风浪。“据我所知，我们公司没有人参与停运。首都机场在7月1日那天，出租车的秩序也是非常良好的。”北京某出租汽车公司负责人表示。
　　该负责人介绍，他本人是在6月中旬听到出租车司机要“七一停运”的消息。“听到消息后，我们这些公司老总们心里都很平静，我们的确在例会上劝说过司机不要参与停运，但我们并不担心那天会出大问题。”他说，“一些司机的过激行为，也不会给公司带来什么实质影响的。”
　　尽管该负责人表示部分司机的停运对出租车公司经营并不能带来太大影响，但对参与停运的“的哥”、“的姐”们来说，此番“非暴力抗争”却是另有苦衷。
　　4月18日，北京市发改委发布公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北京市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定于4月26日上午在新大都饭店举行价格听证会。对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关于调整本市出租汽车租价的申请》进行公开听证。在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提出的出租车调价方案中，有两条规定引起了出租车司机们的不满：将1.6元/公里车型租价标准调整为2元/公里；取消政府和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燃油补助。
    京城的一些出租车司机开始抗议。
　　在4月26日听证会召开的前一星期，听证会的预备会议在北方出租汽车公司举行。会上，王学永等出租车司机代表明确提出反对租价上调。当天下午，王学永等10多名司机代表到北京市发改委提出对租价调整的看法。
　　然而，本应充当出租车司机代言人的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却没有出面。该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说：“我明确告诉你，我们协会，说白了，就是出租车公司的俱乐部。”
　　无奈之下，“的哥”、“的姐”们与专家学者走到了一起。
　　听证会召开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帕累托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玉闪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先后两次组织司机和乘客参加讨论会，希望能够对听证会的租价调整施加影响。
　　由于事关民众衣食住行，此次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也引起了北京市民的高度关注，一系列媒体、网站都对此事做了跟踪报道、专题和调查，中国经济网的专题名称为“的士调价听证举行：听证会面临公共信任危机？”其中明确指出，“多数市民反对涨价”、“多数的哥也反对涨价”——由于认为租价增高乘客必然减少，143名被调查出租车司机中，96.61％反对涨价。
　　参与组织这两次讨论会的郭玉闪认为，虽然作为出租车交易双方的司机和乘客都反对涨价，但出租车公司却不愿背负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油补，因此一意推动调价。
　　出租车公司管理者认为，租价上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实际上这次调整价格，企业并没有享受到什么利益。”上述负责人认为，出租车租价多年未调，而今年又要面临按照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给职工上“五险一金”的新形势，这些都给出租车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过去我们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给司机上保险，但现在我们要按照大约1600元的工资标准上保险，而且现在又要上交通强制保险。”该负责人解释说，取消油补的钱，公司也得不到，“目前油补大约是600多元，除去政府的150元外，就是企业给的500元，而这500元要用来解决强制交通险和险种增加那部分的支出”。
　　出租车公司还预测认为，在取消油补的同时上调租价，此消彼涨之下，并不会对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造成影响。
　　“有人跟我说，很多人都反对涨价。我想问问他们调查的根据是什么？难道打几次车随便拉几个司机聊聊天就认定涨价不对？”上述负责人说，“我公司的司机100％同意涨价，盼着涨价，这也是我调查的。”
　　在他看来，尽管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日子相比十几年前是差了一些，但这个行业的平均收入依然很高。他认为，一部分出租车司机提出的阻止租价上调和减少份钱的要求，完全是在“开玩笑”。
　　“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谁都希望赚更多的钱。”他说，“我们公司出租车司机的平均月收入已经达到4000元，真要把份钱降到司机们要求的每月3000元，司机一个月就能够赚6000元了。”
　　他解释说，司机所说的收入都是指“打表收入”，而由于一些乘客，尤其是外地乘客习惯包车，这笔钱一般不被司机算入当天收入中。“包车到八达岭，一个来回就是600元，这个收入司机不会跟你说。况且，没拉着活的司机并不一定没赚钱，他可能用自己的车去做其他生意，我们公司每个月都有开证明买房的人，你能说他没赚到钱吗？”他说，“就算出租车行业不赚钱，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待在里面？一边说租价上调影响他们的收入，一边开得不亦乐乎，为什么？”
　　“现在油在涨、电在涨、煤在涨，过去我们的白面1毛8一斤，现在是2元，还不照样有人吃？我们不能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该负责人说。
　　对此，王学永以自己为例解释到：“在租价上涨之前，我平均每天能拉300元，除去130元的车份钱和70元油钱，如果不开空调，我的利润是每天100元；再减去平均20元修车保养费和10元饭钱，我一个月能赚2100元。而租价上调后，打车的人少了，我这车又是旧车，同样两块钱，就没人愿意坐我的车了。因此我每天只能拉260元。份钱是没有变，但油钱又涨了，算一算，我一分钱也赚不上。”
　　“租价没涨之前，1.6元的价格还是有利润空间的，我这旧车也还有人愿意坐。这时候的空驶率只有不到40％。”王学永表示：“涨价以后的空驶率已经达到了60％多。”
　　“司机与公司，一定会各有各的算法，关键是公司和司机的话，政府能听到哪一个？”王学永说，“我们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只是为了生活得好一点。”

　　立此存照的听证会

　　在采访中，许多出租车司机对于自身利益诉求的表达并不乐观。他们认为，许多出租车公司都有官方背景，一些公司的经理还是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以游说政府，影响政策，而司机只能委曲求全。
　　4月26日，听证会就在这样一片质疑声中如期召开。当天，“为防止这个神圣的听证会被扰乱”，北京出租车司机中的一些活跃分子被禁止接近会场。曾与王学永和车殿光一起状告北京市运输管理局的邵长良，如今已不再开出租，转而专门从事维权活动。他讲述了自己在听证会当天被请去“喝红酒”的经历：“听证那天，我所在片区的警察早上7点就来叫门，让我去喝酒。他们知道我喜欢喝红酒，一上来就是两箱共12瓶中冶红特供。”邵长良告诉记者，在酒桌上，北京某出租汽车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还邀请他加入该公司。
　　共有25名代表被邀请参加此次听证会，其中22名代表到会表达了意见，3名代表提交了书面意见。听证会最终以16：9通过了涨价方案。
　　事后，参与听证的司机代表，祥龙出租汽车公司的胡永薪和北汽九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徐青，由于赞同涨价，被反对涨价的司机们称为“工贼”。而当天京城一份报纸罕见地将所有听证会代表名单和职务刊登出来，并注明每人态度。该报纸一位编辑说：“我们就是要立此存照，让大家和历史记住这些名字。”
　　因出差没能参加听证会的代表之一，国务院参事、市人大代表沈梦培以书面的形式发表了自己“在当前情况下，出租车租价不宜上涨”的意见。沈梦培表示：“人民代表应该是为人民讲话的，可有些人长着脑子却不为人民说话。我谴责他们，我认为我对得起老百姓，至于那些怀着各种鬼胎去参加听证会的代表，我当然不能跟他们为伍。我活得有骨气，他们不听我的建议，爱怎么着怎么着。”
　　“一个公共政策的出台会触及到多个利益方，这就要求大家摆一个圆桌来争吵，从而得出一个各方都满意的结果。”郭玉闪说。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北京的出租车价毕竟还是涨了，许多人期待的“圆桌争吵”并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