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兰样本:喀斯特森林的守护者
    2009-08-26    本报记者:周芙蓉    来源:经济参考报
  以贵州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最集中连片的喀斯特生态脆弱区,面积超过55万平方公里。由于长期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导致的喀斯特石漠化,已经引起了一系列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一些地方甚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成立于1988年的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积极探索社区发展之路,当地群众从“参与”到“共管”,与管理局共同守护着地球上现今惟一幸存的这片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

    保护区为群众寻找致富路

  “保护区刚建立时,把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森林划为了保护区,我们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经济一下子被切断,群众意见很大,对保护区也很反感。为了生存只能悄悄砍树,发展十分缓慢。”茂兰保护区内的永康乡尧古村布依族村民覃春帅说。
  茂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姚正明说,社区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依赖于保护区内的森林资源,随着社会发展,交通趋于方便,砍伐林木,猎捕野生动物、采集野生药材等是村民最易获取经济收入的途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和社区需求的矛盾突出。保护区的建立断了村民主要经济来源,加深了保护区与社区的矛盾。
  为了让村民逐步走上摆脱贫困,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和谐,保护区管理局采取形式多样的社区扶贫工作,帮助群众脱贫致富。记者近日在管理局一大办公室看到,几个来自保护区核心区的返乡农民工正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认真编织竹画。管理局社会发展处科研人员张雁泉对记者说,竹编主要以名人书画、景区山水为题材,用竹丝编出惟妙惟肖的艺术品,具有较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现在是起步阶段,如果市场打开了,一幅竹编画装帧后,价格在800元至1200元不等。
  张雁泉说,建立保护区前当地村民的经济收入除出售部分粮食、家禽家畜外,捕猎野生动物和木材、木炭以及野生植物采集也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建立保护区后,限制了他们对森林资源的直接利用,种植养殖业和外出务工是惟一的经济途径。去年底以来的金融危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增多,为了不让他们收入减少,保护区积极寻找农民增收渠道,相关人员结合当地竹资源丰富的实际,在外学到技术后又免费传授给返乡农民工。
  张雁泉介绍说,参考国际相关资料,引导当地村民用稻田试验种植蓝靛获得成功,又为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新的门路。而今,永康乡、翁昂乡发展蓝靛种植的就有120户,户均收入超过9000元。

    让社区群众由“被管理者”转变为“参与者”

  姚正明说,在保护区管理中,仅靠管理机构的保护管理,没有社区的配合、参与,是很难完成保护管理任务的,也很难有可持续性。2001年,保护区利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荷兰委员会小额湿地赠款项目、世行项目、农村能源建设项目以及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在保护区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区参与保护区管理。
  社区参与管理。保护区管理部门和居住在保护区周边的社区,共同参与保护区资源的管理与保护的决策制定、项目实施和评估过程,通过改善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对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的认识,村民自觉改变了落后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可持续利用自然保护区资源,使保护区内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得有效到保护。
  减少资源消耗。通过建立沼气池和改节柴、节能灶以及鼓励用电等方式,减少了社区薪柴的需要量。据统计,茂兰保护区内的农户每户日均需薪柴量为25公斤,每年需薪柴约为1800万公斤。茂兰保护区主要森林类型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这种森林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被破坏,极难恢复。通过建设沼气池,至少可以减少60%的薪柴,将薪柴的需求量限制在限定薪炭区森林可承受的范围内。村寨卫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挖掘了社区传统文化。当地少数民族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如水族具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民风、民俗,水书是发源于北方而在北方已经失传了的古老半象形文字,是目前世界上惟一还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象形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趋同,水书的使用越来越少,有失传的危险。通过挖掘整理,将水书符号运用到标示标牌、装饰品、民族手工艺品中,并将水书展演加入到生态旅游活动中,使水书发挥一定的经济作用而得以保存。
  社区参与还促进了生态旅游业的兴起。通过培训当地社区群众,使他们掌握当地自然资源情况,在生态旅游中,由他们充当向导和讲解员;培训具有一定接待能力的当地群众,发展农家接待,不仅增加群众收入,还提高社区对当地自然资源重要性的认识。
  “保护区管理机构的人员由‘管理者’转变为‘组织者’、‘协调者’,而社区由‘被管理者’转变为‘参与者’、‘实施者’,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成为了自然保护区的主人,缓解了长期存在的保护区、社区之间矛盾。”姚正明说,这是参与式项目的最大成果。由于保护区在制定保护管理方案时充分考虑了社区的实际情况以及社区的需求,社区甚至将保护区的一些保护管理需求溶入到村规民约中,增强了保护区管理制度的可操作性,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多数力量的支持。

    “参与”变“共管”

  姚正明说,参与式项目完成后,建立起来的参与式管理机制成为保护区的管理制度,村民由当年的“参与”逐步转变为“共管”,初步建立起了社区共管机制。
  在实施国家重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过程中,把社区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活动联系起来,充分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挂钩,与受益村组签定管护合同,要求他们必须实现管护目标,否则不予发放管护费;通过修改村规民约等方式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容与社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如村民如果违规放牧、野外用火、砍伐林木等,当地社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全部由违规者负责;通过完全民主选举方式,在当地部分村组成立了共管委员会、农民协会、生态旅游农家接待协会等,负责管理辖区及负责代表村民与保护区管理机构协商共管和发展事务。
  洞塘乡木朝村村民杨开伦家的4亩多地划入保护区范围,不能耕种。几年前,他在政府和保护区的扶持下开起了“农家乐”,接待前来保护区旅游的游客,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上。“过去我们是靠山吃山,砍树打猎,只是为了生存。政府和保护区为了不让我们破坏林子,不仅仅是喊口号作宣传,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如果既能保护好林子,又有收入,何乐而不为呢?”杨开伦说:“现在我们都认识到,保护好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留下的这片资源,就能保证我们的财路。谁破坏了林子,就要被众人看不起并要受到惩罚。”
  喀斯特石漠化是一个严峻的生态问题,大自然赋予了茂兰石头上长树的喀斯特奇特景象,保存下一片原生性强、分布集中、生态稳定的喀斯特森林。茂兰人以自己的实践推翻了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的喀斯特地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论断,更为世界提供了一条维系喀斯特生态平衡的宝贵经验。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区的积极探索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图景,在这片喀斯特地区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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