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的上海街头当铺

　　提要：在中国历史上，随着典当业的发展、成熟和壮大。出现了徽州、山西、陕西、福建等几大典当帮，其规模及声势可与这一时期的“十大商帮”媲美。中国的典当帮，既是典当业繁荣兴盛的结晶，为中国典当业增光添彩；又是乘风破浪的弄潮儿，把中国典当业不断推向高峰。

徽州当帮产生于明代，在几
大当帮中最早显露头角，独领风骚。

　　徽州是个出商人的地方，从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就是当时的十大商帮之一，经营盐、茶、木材等行业。但相比之下，这些行业都没有典当业赚钱来得快，徽商于是纷纷投向典当业，当时广泛流传着“无徽不典”的民谚。徽州当帮立足江南，向外延伸，并占领了长江以北，连《明实录》中都有“徽商开当，遍于江北”的记载。明万历时，河南巡抚沈季文上奏，在河南经营典当业的徽商有213家之多。集聚在嘉兴县的徽州当帮，以农田为拙业，专以质库居积而自润。在扬州开当铺的，无一是本土人，多是徽州新安的商人。山阴县尉也指出，在山阴开当铺的商贾，皆是新安人。明代徽州的当帮，不仅占据通都大邑，而且延伸到穷乡僻壤。万历时给事中周汝谟讲到，“僻壤下县，徽商裹足”。到了清代，徽州当帮仍有一定的影响。上海典当业仍由徽州当帮所垄断，时有69家当铺，徽商所开者达30户，占42%。山东临清典当业，“旧有百余家，皆徽、浙人为之”。如果把徽州典商与徽籍盐商的活动舞台相比较，徽籍当帮的足迹远远超过了盐商的范围，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清徽州当帮由于分布广，声誉好，盈利多，社会地位很高，在当地更视若朝廷命官，高人一等。明代徽州地区因为重利，一直把富商称为“朝奉”。“朝奉”是宋代的品官，朝奉大夫从六品，朝奉郎正七品。由于徽州当商的资本雄厚，在全部徽商资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朝奉”这顶桂冠就落到了徽州当帮头上，并逐渐演化成徽州帮当铺经理的代称。徽州对当商的这种敬称一直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可知影响之深远。同时，徽州当帮的事迹在社会上到处流传，明清许多小说笔记中都有徽州当帮的有趣故事。如明代凌濛初写的《初刻拍案惊奇》，艾衲居士的小说《豆棚闲话》等都有一些生动的描绘。
　　徽州当帮的特点，一是出现了许多“典当世家”。如明代徽州的吴氏家族，主要经营当铺，从远祖起家，十代不绝，源远流长。这种典当世家，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对地方影响很大。明代徽州以开当铺发家致富的风尚非常浓厚，商人趋之若鹜，典当业成为当地商业四大宗之一，与世家的影响不无关系。
　　二是善于经营。徽州当商惯于用薄利多收的办法，赢得很好的声誉，也赢得众多客户，由此获取大利，他人却往往不觉。在京城南京，福建当帮的当息是三分到四分，而徽州当帮取利仅一分二分，最高三分。人都喜欢徽州当帮，不喜欢福建当帮，徽州当铺客户济济，福建当铺门可罗雀。这虽然是经营理念的不同，但实际也存在着当帮之间的明争暗斗。明代有这样一个故事，陆秀才因为手头穷，到徽州当铺借银子三百两，三分起息。别人都担心他还不了，但徽州当商毫不犹豫，原来他看中了陆秀才有一处好园子。赎期已到不见陆秀才来，当铺也不去催，一直等到与园子价值相当时，才上门讨债，把秀才的园子盘到了手。这种做法虽然有些不正义，但反映了徽州当商的精明果断。
　　三是规模较大。徽州当帮有着长久的商业积累，资本一般都比较雄厚，典当业的规模都较大。如清末上海，徽州当帮一人就开设两三个当铺，多的可达四五处，徽州当商戴静波设有源泰、润泰、义丰等四座典当。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徽州当帮能够用薄利多进的手法与福建当帮竞争原因就在于此。
　　四是亲缘关系。徽州当帮的构成一般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徽州当帮在此基础上，还有着宗族关系和亲缘关系等更深层次的联结，这是徽帮坚固不散的原因之一。这些特点奠定了徽州当帮的实力和地位，站立鳌头，无与匹配。

山西典当帮在明代还不见声色，但到清代迅速崛
起，占据长江以北，日渐取代了原来徽州当帮在江北的地位。

　　史载清代典当业“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可知清代徽州当帮的一统天下没有了，晋帮与其南北对峙，平分秋色。
　　山西当帮首先是在本地壮大起来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山西就有当铺2562家，占全国当铺总数的16.98%；乾隆十年(1745年)，迅速发展到4695家，占全国当铺总数的21%。比康熙二十四年几乎增加了一倍，增长了83.25%；在全国22个省和地区排名第一位，比政治中心直隶、经济中心江浙和商业中心广州的当铺还要多。《晋政辑要》记载，光绪十年(1884年)，经山西省布政司盖印领帖的当铺就有1869家，至于没有登记注册的当铺，就不知多少了。
　　乾隆十年，山西的当铺按全省98个州县计算，平均每县47家当铺。但具体到每个州县多少却不均等，乾隆时期安邑县18家，绛州195家，曲沃37家，赵城26家；同治时期翼城21家，襄陵11家，祁县96家。从其分布可知，山西的典当帮主要在今天山西的晋中地区，这种现象与当地地势平坦，交通发达，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
　　山西当帮在本地发展的基础上，开设向外地延伸，首先占据的是北方各地。咸丰初年，在京城山西当帮开设的当铺接近200家。咸丰三年(1853年)，京城有当铺159家，山西人开的有109家，占总数的68.55%。直隶省(今河北省)的典当业，多系山西当商的投资。天津也是山西当帮集聚的地方，在无极县山西商人独资开设的当铺就有9家，分别由山西祁县、太谷、汾阳、平遥商人经营，当地有“无山西人不成当”的说法。承德是直隶北部最大的一个府，有254家当铺，基本由山西人操纵。关外地区的奉天(今沈阳)，在这里经商的外地商人山西人最多。乾隆时，奉天有当铺1236家，山西人开设经营的居多数。咸丰三年，统计这里有130个商人，全是山西人，其中太原府124人，占95.39%。齐齐哈尔原是黑龙江建省后的省会，山西人最早到这里经商，经营典当业。山东省是山西当帮活动的大本营之一，主要在西部和西南部，如临清州乡合城有17家当铺，皆是山西人。馆陶县的当铺也基本上由山西人经营，曹县境内山西人开的当铺、钱庄处处皆是。峄县典当商人也多来自山西，泰安经营典当业的商人以晋人为多。山西当帮在河南省也经营着许多当铺，如孟津及许多州县“盐当各商多晋人”。
　　因此可见，山西当帮的势利在北方地区已经占据了霸主地位，徽州当商的力量已经微不足道。
　　等到北方占据差不多时，山西当帮开始回过头来与徽州当帮抢夺长江以南地盘。湖北省的汉口及州县就是山西当帮活动的一个主要据点。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黄陂、襄阳、光华三县有当铺50家，其中山西当商开设的就有20家，占总数的60%。而徽州当帮开设的当铺只有1家，占总数的2%。光绪十七年(1891年)，仅山西介休当商在汉口开设的当铺就有15家，知道字号的有咸益祥、福来同、广泰福、庆泰成、锦春发、永顺厚，永昌瑞、庆春隆、源丰永、益昌升、天裕丰、晋泰恒、萃升源、福美尊、大元裕。光绪八年(1882年)的《申报》刊登：山西一富翁，春季携重金游扬州，择利而投资。父子决定在江宁、苏州、武昌各开两个当铺，在扬州开四个当铺，每个当铺先发本银20万两。于是在扬州城内买地造屋，年底开张。此事能上《申报》，说明当时影响较大，也说明山西当帮实力的强大。难怪都说后来者居胜。
　　山西典当业行帮来自什么地方？现有文献无法进行统计，只能局部的加以考证。据黄鉴晖分析，道光三年(1823年)，山西当帮在湖北的襄阳开当铺13家，其中介休有10家，占总数的76.9%；汾阳1家，孝义2家。山西当帮在光华开设当铺有6家，其中孝义有1家，襄陵2家，陵川2家，凤台1家。咸丰三年(1853年)，山西当帮在京师开有109家当铺，其中介休59家，占总数的54%；灵石23家，占总数的21%；还有平遥11家，汾阳4家，孝义1家，太谷5家，文水4家，阳曲1家，榆次1家。光绪十七年(1891年)，山西当帮在汉口有当铺15家，全由介休当商开设经营。
　　可以初步说明，山西的当帮主要出自汾州府(今山西晋中地区)，汾州府主要出自介休县。民国时期的《介休县志》记载：“介休商业以钱、当两商为最……至邑人外出贸易者，在京则营当商、账庄、碱店，在津则营典质转账，河南、河北、汉口、沙市等处，当商、印局邑人最占多数。”这条记载是一个有力的印证。
　　在清代，中国形成了长江以南徽当为主，长江以北晋当为主的格局，但这只是从二者所占比例来说的，并不是绝对的。徽州当商也有在长江以北开当的，山西当帮也有在长江以南开当的。

陕西、福建当帮虽然不能与徽州
和山西当帮相抗衡，但也各据一方，算得上地方霸主。

　　陕西当帮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湖北、四川等西南地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黄陂、襄阳、光华三县有当铺50家，陕西当商开设的当铺有8家，占总数的16%。光绪初年，四川省的射洪县，“敝邑大镇质铺，系陕帮开设”。当时成都一家票号对客户信用调查中，所列陕西当帮的当铺就有21家，其中三原县当商开设的有16家，占总数的74%。除此，渭南当商开设的有2家，其他籍贯不明。可见陕西当帮在西南地区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的。
　　福建当帮主要活跃在南方和沿海。由于福建当帮利息高，未能占据更多的地盘。
　　自清末到民国时期，由于战争频仍，政局动荡，典当业受到致命的冲击，各路当帮也随大势所趋，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霸主地位。如京师、天津、汉口原来山西当帮开设的当铺最多，到这一时期几乎绝迹。八国联军之后，京城当铺由原来的200多家剩下十余家，日后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增加到165家，但山西当商开设的当铺只有4家，仅占总数的2.42%。光绪十七年(1891年)，山西介休当商在汉口开设有15家当铺，辛亥革命后全然无存。虽然近代陈去病的《五石脂》中说，徽籍当商“质铺遍及郡国”，但已是此一时彼一时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当帮要想东山再起，恐怕已无回天之力，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