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急速货币化深刻检讨的文章。这是一篇值得学术界展开讨论的精彩之作。当今，人们越来越沉浸在数字的迷幻之中，试图通过简单的数字对比，凸显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但是，正如学者所追问的那样，长期的高福利、低工资政策与现行的低工资、低福利政策相比，究竟哪一种政策对国民更加有利？
中国财富的货币化政策，在很短的时间里增加了国民的虚拟财富。过去建造的福利房实行货币化改革之后，让居民一夜之间成为了百万富翁。可是，如果房屋的属性仍然是消费，那么，即使成为百万富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居民的福利。相反地，由于住房的货币化改革，使得一些人可以利用不合理的房地产交易制度占有国有财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财富货币化的同时，政府对中国国有存量资产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经过货币化分解之后，一些国有公司变成了海外上市公司。剥离了海外投资者在这些公司所占有的份额之后，中国在海外上市公司的财富绝对量增加，但是相对量大幅度下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掌握着货币的发行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他们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的决策者只看到海外上市公司绝对虚拟财富的增加，而没有看到相对实物财富的减少，在财富积累的狂欢中，忘记了危险的临近，一步步被西方跨国公司牵着鼻子走。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垮台之后，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在寻求本国财富保值增值之路。欧洲国家建立欧元货币体系，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重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覆辙，牢牢地控制货币发行权和国际货币市场的支配权，防止美国通过货币贬值攫取他们的财富。而中国的发展之路正好相反，我们在制定外汇政策的时候，逐渐实行了与美元挂钩的外汇体系，中国的货币始终随着美元价格波动。由于这些年来美元不断贬值，所以，中国也在不断地增加货币的发行量，即使如此，中国仍然受到美国的指责，认为中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采取了人为干预措施。随着中国货币供应量的不断增加，普通居民的货币财富也在不断增加，但由此产生的国际货币政策压力，却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一方面控制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指数，另一方面却不断地增加货币发行量。换句话说，由于实行了不合理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中国居民的虚拟财富不断膨胀，可是，实物财富却相对减少。
分析中国的货币化之路，有助于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虚拟财富或者货币化财富所产生的幻觉，不能沉浸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而沾沾自喜，不能因为把沉睡千年的土地货币化，使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加，当作创造性劳动所取得的成果。其次，中国货币化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货币发行量太大的问题，其中还有中国的外汇政策不合理问题。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国在计算本国财富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国际货币市场因素。上个世纪诞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它所主导的“双挂钩货币”体系，早已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果我们仍然迷失在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之中，试图把特别提款权改造成为国际货币，那么，正中美国的下怀，中国的经济将仍然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中国将会逐渐失去货币主导权，最终的结果是，当美国消费过度出现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居民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牺牲，帮助美国克服金融危机。第三，在资产证券化、财富货币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建立健康的金融市场，那么，财富货币化的过程很可能是一次财富掠夺的过程。中国社会之所以积累了大量矛盾，重要的经济原因就在于，国家没有建立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金融市场。西方国家之所以把大量的社会财富(包括养老金、社会保险金)投入到股票市场，就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货币的发行权，可以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实现社会财富的保值增值。西方国家的股票市场，实际上是财富货币化之后，西方政府通过扩大货币发行量掠夺其他国家居民的财富，确保本国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场所。无论是信贷消费，还是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都无非是通过财富的再分配，提高本国居民的社会福利。可是，中国的改革之路正好相反，政府通过减少居民的社会福利，实现资产的证券化、财富的货币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绝大部分人却不得不承受改革所带来的阵痛。这是一种缺乏理性的、不可持续性的制度设计，它会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会不断积累社会矛盾。
笔者的具体建议是：首先，必须高度重视中国居民储蓄的重要性，防止中国居民储蓄继续下降，因为那样将会动摇中国的经济根基；其次，必须尽快改变外延型的经济发展政策，大幅度地减少政府投资，避免居民储蓄被大量浪费；第三，必须改变现行的货币政策，紧缩银根，防止出现长期性的通货膨胀；第四，必须检讨中国的国有股份制改革，尽快通过证券回购等方式，解决国有上市公司海外“放水”的问题；第五，必须尽快调整中国的外汇政策，彻底改变与美元挂钩或者主要与美元挂钩的策略，建立与实物商品相对应的货币体系，在汇率问题上不能受制于人。(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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