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改革中，能否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既取决于主要经济大国与中国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程度，也取决于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大小，某种程度上更取决于中国在这场秩序变迁中，能否提出关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设计和广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议。显然，我们亟需在这方面“补课”。
仍未见底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在部分削弱了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实力的同时，也为新兴经济大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最突出的，当然就是近年来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频频亮相的“金砖四国”了，这已成为今日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一支建设性力量。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与日本，都不敢忽视拥有2.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四大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与日俱增的中国，如今的每一步重要行动都会引来西方国家及其舆论的高度关注乃至臆测。例如，在中国是否失去对美元债券兴趣进而抛弃美元的致命问题上，来自奥巴马和盖特纳等美国政经领袖的关切，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当然，由于实力所限，今天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首度向世人整体亮相的“金砖四国”，尽管可以发出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声音，但短期内尚不具备挑战既有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实力。而中国日前由外交部表态，称并无抛弃美元的打算，有关超主权货币的想法尚处于学术层面的探讨。正是基于对目前国际经济秩序与金融格局的理性评估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不过，国际社会关于构建新的经济与金融秩序的探讨与相关努力不会因此止步。
每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都会带来既有国际秩序的变革。西方世界没有想到，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竟然演变成连全球力量也难以控制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就在去年上半年，一向呼风唤雨的华尔街分析师们还对控制次贷危机抱有乐观态度，诸如“已经见底”或者“即将见底”的市场判断不时见诸报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模式与金融制度，在那时仍是不可挑战的基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其背后的含义是西方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制度、财政金融制度以及社会价值观的高度自信与傲慢。但当次贷危机侵入到华尔街这个疑似全球最具免疫力的金融身躯的骨髓之后，国际金融体系尤其是货币体系改革，就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地到来了。
不过，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中国将制造业和贸易规模提升到世界前三的水平，但中国一直难以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分工。而美国仅仅凭借国际货币本位币地位就牵住了世界经济的鼻子。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用血汗换来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在使用空间与范围上受到很大约束，更面临着随时可能缩水的风险。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改革主张，甚至在货币领域亮出了中国的机制设计底牌，但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却没有取得与其经济贡献与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时至今日，中国在某些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尚不及一些欧洲中小经济体。例如，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在IMF中的合成影响力就超过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在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方面落后较多，又在全球金融体系处于大变革的关键时期缺少可被国际接受的杠杆（例如国际货币），使得中国在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变迁中，迄今尚未进入核心决策圈之列。
笔者认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改革中，能否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既取决于主要经济大国与中国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程度，也取决于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大小，某种程度上更取决于中国在这场秩序变迁中能否提出关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设计和广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议。
如今，美国已承认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力量，同时又对中国崛起之后可能对世界政经格局带来变化有某种担心。而从承担的国际经济义务来说，中国已经拿出来不少“真金白银”来帮助稳定世界经济。现在，中国要想在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积极主导作用，还必须提出关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设计和广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议。显然，中国亟需在这方面“补课”。
如果把依凯恩斯的构想而成立的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大国角逐的主要舞台，可以发现，65年来，国际经济组织的重要议题设计与制度范式主要被美国和欧洲控制（主要经济大国之一的日本很多时候扮演着亦步亦趋的角色）。至于中国，由于缺乏相应的经验与准备，特别是缺乏既懂得国际经济与金融规则、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又有很强的国际沟通能力且善于表达中国主张的高端人才，使得中国一直难以介入到IMF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核心决策层中。应当说，林毅夫获任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是个突破，但在这个主要承担援助发展中国家重任的国际组织中，林毅夫上任一年来尽管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但未见其提出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大政策主张。今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让特别提款权（SDR）发挥超主权储备货币职能的建议，尽管现阶段尚不具备可行性与操作性，但周小川所议仍不失为这些来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最有见地的建议。英国《卫报》就评论说，中国的建议可能是1944年以来国际金融合作里程碑式的议题。特别是，作为一种特殊意义的学术探讨，周小川的身份和背后的国家力量，已经让该问题的讨论不再停留在学术层面上了。况且，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乃至新组织的成立，往往是在充分的学术探讨之后提出的机制设计基础上形成的。
基于此，中国在现在以及今后一段时期，亟需加强能参与国际经济议题设计的高端人才队伍建设，积极争取有更多的中国职员进入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并提升在上述组织中的位阶。中国还应在充分了解西方底线的基础上，提出他们可接受的关于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体系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进而拿出细化议题的实施方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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