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触底回升

　　不久前公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从工业生产、三大需求等角度看,触底回升迹象明显。从货币和物价的角度来看,近4个月以来货币正在以一种罕见的速度投放,2003年宏观经济过热时期M2的增速也没有超过22%,而今年一季度末29.78%的信贷增速、25.51%的M2增长历史上只在1996年之前出现过,预计年末M2增速将大大超出年初17%的目标,货币供给严重过剩几成定局。
    随着天量货币的投放和宏观形势的企稳,资产价格将率先出现较大的升幅,甚至进入新的泡沫时期,而物价走势也将滞后于资产价格缓步回升,但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拖累,2009年并不存在通胀风险。
　　在各项政策刺激下,房地产、汽车等大宗商品的潜在需求获得了部分释放,加上财政大力扩张和天量信贷带来的新增投资需求,中国的反周期调控将开始在总量上获得成效,预计季度GDP增速稳步回升,全年GDP增速维持在7.3%左右。

　　结构失衡加剧成为代价

　　中国实际上并没有产能严重过剩时期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目前的产能过剩程度、外需格局都与10年前有着很大的差别,当前的经济刺激方案实际上是原有增长模式的延续和放大,在产出分配失衡衍生出的过剩经济时代,政府及能优先获得信贷的特定主体规模的扩张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拉动总需求,却无法形成良好的收入——消费循环,即经济扩张带来的产出分配会进一步趋于集中,如果外需持续低迷,实体经济必须依赖于更多的财政货币扩张,继而形成类似于日本90年代以来的“财政货币依赖症”。当前宏观调控措施对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在于投资效率下降、需求结构异化、劳动力相对价格下滑、甚至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对财政货币的惯性依赖。
　　当前,制约多数行业景气度的根本原因是供给过剩,为保经济拉动重工业和普通制造业的投资增长,无疑将形成新的产能,加剧供需矛盾。因此,政府拉动投资需求的着力点只能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基础设施行业。以4万亿投资主导的投资扩张主要集中在交通电网、灾区重建、安居工程和生态环境等领域,与市场领域的投资活动相比,当前财政拉动投资对经济效率的损耗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⑴投资边际效率下滑,以公路为例,近些年来我国的公路单位里程客运、货运周转量都出现了明显下滑,这意味着部分基础设施的边际投资效率已经显著下降,从更宽泛的全社会投资效率来看,近十年来单位投资的产出一直在逐步回落;⑵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从审批、拨款到实施等各个环节的效率损耗;⑶由于产业链和就业链较短,政府投资需求形成的产出无法沿着产业链均衡分配,新增产出的分配往往出现集中化的趋势,对平滑财富分配实际上有负面作用,而财富差距的相对扩大无疑会进一步抑制有效需求的形成。
　　作为劳动力优势突出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超过1/3,尤其是纺织服装、玩具、电子电器等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2008年四季度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口需求出现了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出口终端需求的萎缩直接导致整条产业链的供给过剩和就业紧张。而4万亿投资计划直接拉动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部分能够扩散到钢铁、水泥、建材、电气设备等上游工业企业,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无法获得显著受益。在这一需求结构转变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新的失衡倾向,过剩产能也无法在需求转化过程中获得充分利用。同时,劳动力相对价格也下滑。

　　努力形成良性经济结构

　　在金融危机触发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过程当中,中国如何在保持良性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无疑已成为经济决策的重要考量,形成良性经济结构的核心要求在于平滑产出分配结果,让尽可能多的经济主体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经济刺激计划实施的同时,更多地观察到了政策对保民生、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关注。相对于均衡的产出分配和良性的内需结构来说,经济总量是否“保八”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在关注短期经济总量回升趋势的同时,我们似乎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避免结构异化、保持长期经济活力的核心问题,只有真正发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公有制本身的平滑产出功能,才有望实现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