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中国的一个长期巨大需求，也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唯一出路，即便没有这场世界性危机，中国也会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矛盾，必然会出现一个为城市化补课的城市化高潮
　　众所周知，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经济的现代化就是依托这两个过程完成的。
     这两个过程之所以不可分割，就是因为工业化所创造的现代消费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得以顺利实现，所以，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城市化创造需求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化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这又分成三方面，一是创造就业的生产性投资，二是基础设施投资，三是房地产投资。粗略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城市人口有能力消费更多的商品，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第三，城市化会促进服务产业的发展。比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医疗、娱乐的服务产业等等。而在农村这些服务产业就没有巨大发展空间。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断裂

　　建国以后，为了完成需要高积累才能建成的军重工业建设，前30年发展中，把长期保持高比重的低收入农村人口当作了主要的积累机制，所以只有工业化而没有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在长达30年中，为了给长期欠缺的轻工业发展补课，又长期实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强化趋势。
　　由于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后30年长期发展中，都延续了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就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结构：从产出水平看，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国家的生产能力，但是从需求水平看，由于占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去年只有4761元，折合美元只有700美元，导致国内需求总规模与供给总规模严重不对称，由此就形成了社会经济总量循环过程中的巨大断裂层，这是中国形成长期过高的储蓄率，以至于不得不长期高度依赖外需的基本原因之一。
　　如果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则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战略，就必然会导致一国的内部需求被长期压抑的结果，所以调整城乡人口比例结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市场化条件的经济规律。

　　城市化能带来多少经济增长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处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发展阶段的时候，各国的平均城市化率在55%左右，在人口稠密的东亚地区在75%左右，服务产业比重在50%左右。而在今天的中国却只有1/3的城市人口，服务产业比重只有40%。如果把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提升到2/3，即从目前的4.5亿增加到9亿，使服务产业比重提升到50%，就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一个长期的内需释放过程。
　　例如，如果200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9亿，当年的社会消费总额就需要增加55%，相当于要求GDP规模要扩大27%，如果把服务产业比重提升10个百分点，也等于为经济增长创造出10个百分点的新空间。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有64万亿元，其中85%是城市投资，总额超过54万亿元，同期城市人口约增加了1亿人，即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50万元投资额，则增加4.5亿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225万亿元投资，是去年投资额的13倍，可释放的需求空间更是巨大，并且没有造成新的过剩之忧。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一些主要工业品产量看似过剩，但从长期看仍远远不足，以目前陷入严重过剩困境的钢铁产业为例，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是人均年产量为700公斤到1吨，目前的钢铁产能虽已达到6.6亿吨，但是如果到2030年15.5亿人口高峰的时候，按人均700公斤计算就是近11亿吨的年需求，所以从长远看，目前的过剩显然是相对的，还有着巨大的增长前景，关键看中国是否会为城市化补课。

　　为城市化补课是迟早的事

　　为城市化补课是中国朝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迟早要做的事情，这不仅可以在世界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的过程中，为中国创造出一个可以长期增长的内需，而且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本次经济低谷中也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了。
　　新中国在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总是把农村当成是一个吸纳城市经济波动的海绵。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就是把城市经济难以吸纳的过剩人口向农村输送，改革开放以来，一遇到城市经济收缩，也是让农民工大量返乡，用农民工家里的承包田作为他们的失业保障。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工潮到今天已经持续了20年，在这20年中，农民工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是以“80后”和“90后”的民工为主体了，这些年轻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甚至就出生在城市，已经不会种田，许多人在出生后家乡也没有分给他们田地，因此他们已经是既不愿种、又不会种、也无田可种的一代新农民工了。
　　有资料说明，在目前失业的2000多万农民工当中，至少有一半并未返乡而是在城市游荡，当他们找不到工作又花完了手中积蓄的时候，就会成为城市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调整城乡结构的迫切性。
　　另外，“离土不离乡”式的工业化过程使工业企业在全国呈散点式布局，200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高达28.5%，同时二氧化硫和固体污染物等的排放量也占到了全国的23%~37%，由于不能向在城市那样集中处理工业污染物，乡镇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就更严重，随着工业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瓶颈，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也是必然趋势。此外，由于乡镇企业缺乏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在劳动力流动、技术与信息获得、仓储、运输、法律服务等方面，都必须支付比城市企业更高的成本，也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在农村的发展，特别是金融服务无法有效深入到农村经济体系中，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巨大制约。所以，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到今天真是走到尽头，必须作大的调整了。

　　农村农业现实也需要城市化

　　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政府提出了“新农村”的政策主张，去年的“三中全会”又提出了“新土改”的命题。新农村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通过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而减轻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压力，显然不是基于推进城市化的考虑，而新土改则是要解决土地在农村的流转问题，使土地使用更有效率。
　　但是农民失去土地使用权就是失去了生活来源，如果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入花光后又没有在农业以外找到新的谋生手段，就会产生大量无业游民。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说明，小农经济遇婚、丧、病、事或自然灾害极容易破产，其结果就是产生土地兼并和大量游民，这是历代发生社会动乱的基本原因。因此，不推动城市化就搞农村新土改，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而只有在大规模城市化启动后，当城市经济成为可以吸纳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的时候，农村的土地集中过程，才是一个有利于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推动城市化进程还是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耕地不能增长而人口却仍在增长，解决吃饭问题就越来越多依靠农业科技和工业化资本物品的投入，以此来提高土地产出率。其根本出路，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减少农村人口，从而大幅度提高农户的耕地资源占有量，以此来提升农民收入，也才有了农业总产出增长的可能。
　　以中国的耕地面积和所使用的耕种、排灌机械以及化肥、农药等工业化投入物，中国只需要1.5亿农业劳动力就可以完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了。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还存在资本不足问题，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出现了大量资本和产品剩余，所欠的，只是政府是否有推动这种结合的意愿。

　　已经到了必须推动城市化的时刻

　　此外，中国耕地面积很有限，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工业和交通、城市建设占地日益增多，吃饭和建设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根据有关部门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还要再增加2亿以上，而根据农业部的预测，在保持18亿亩耕地与考虑入科技进步因素后，未来十几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只能再增加8000~1亿吨左右。但是根据国际经验，如果到2030年中国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口是15亿人以上，则那时对粮食的需求总量就会高达7.5亿~8亿吨，比目前增加2.5亿吨以上，1亿吨的可能增产量显然是不够的，这就要求必须对土地的存量格局进行大调整，以此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这个调整将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是要大幅度提高现有城市的土地容积率，另一个就是要通过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把农村的宅基地转变成城市化用地。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总户数有2.5亿，按每户宅基地3分即200平米计算，大约是7500万亩，如果按东亚发达经济体85%的城市化率计算，中国保留5000万农户就可以了，就可以转出80%的宅基地用于城市化，大约是6000万亩。不要小瞧这个数字，因为中国政府规划的未来十年的耕地占用总规模也只有2300万亩左右。因此，即便没有国际经济严重衰退这个背景，仅仅出于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考虑，也已经到了必须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刻了。
　　2003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以石油、铁矿和有色金属矿所代表的重工业所需资源性产品消耗，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瓶颈。中国的城市化将会带来更多的城市人口和资源需求，对国内和国际资源都是巨大压力，但是，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和长期持续前景，给中国在此时推动城市化过程提供了一个空间的好机会，因为全球经济落潮引起全球资源需求减少和价格下跌，中国在这个时期启动城市化进程，就会减少很多国际麻烦与支付更低的成本。
　　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中国的一个长期巨大需求，也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唯一出路，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生性要求，即便没有这场世界性危机，中国也会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矛盾，必然会出现一个为城市化补课的城市化高潮。目前的国内国际因素都在推动中国立即推出城市化战略，我相信在政府看清了世界经济危机将长期化这个前景后，城市化就必将成为中国政府下一步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