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限薪令”与特权心理
    2009-02-06    杨于泽    来源:中国青年报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宣布一项限薪令,接受政府注资的银行和其他企业高管,年薪上限定为50万美元。一个在中国经常被援引的所谓“国际惯例”,即高管高薪的“市场法则”,随之轰然倒下。

    高薪挖角,能人拯救正在衰败的企业并创造惊天财富神话,这种现代企业英雄史诗,往往使公众对能人产生崇拜和亏欠心理,从而奠定高管高薪的心理学、文化学基础。在中国,人们用“市场法则”说服公众接受高管高薪的现实。对于刚步入市场社会的中国来说,人们对市场有着高度信任,而当“市场”出来说话时,人们就心悦诚服了。
    国内国企的老总们,就是随着此类逻辑向社会公众的覆盖,不知自何时拿起了高薪,而且越拿越高,年薪从开始的几十万元变成现在的天文数字。据他们自己解释,他们是办企业的能人,在市场上完全应该卖出超高价。换个说法,就是高管高薪属“国际惯例”。
    世界上当然有公司高管年薪过亿美元的,但这也不过是通过市场配置,高管、高薪被“配置”在一起了。由于高管“创造”了财富,当他们拿高薪时,人们无法反对。所谓市场,既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现实,也是一种力量对比的现实。但不满这种现实的心理的、社会的力量正在兴起,比如股神巴菲特认为高管高薪未必合理,很多高管的高薪是高管们利用手中权力“恶意设计”出来的。
    奥巴马的限薪令,揭示了形成社会薪酬的另一种机制,即政治机制。自市场社会形成以来,决定企业薪酬的主要还是市场过程,因为资本稀缺,所以投资者要求高回报;因为管理能力稀缺,所以高管高薪;因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者要么低工资,要么没饭碗。但随着劳工运动发展,劳动者与资本博弈的力量对比变了,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所谓薪酬,越来越不是劳资双方“自由交易”的结果,而是越来越政治化。
    限薪令据说是奥巴马“改革”美国的一个步骤,但毋宁说是一种老调重弹。这种老调,就是承认政治可以决定薪酬的社会现实。美国企业需要美国政府注资,就得接受美国政府开出的条件,否则企业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很难说美国总统限薪令究竟是政治的,还是市场的,在这里,市场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
    再来看我们所谓的“国际惯例”,不过是反映欧美国家的某种国内政治力量对比,是他们当下的一种活法而已。当高管能单方面给自己定价时,他们自然开出天价,而且成交。而一旦美国政府掌握定价权,高管身价立即缩水到50万美元,只有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10倍左右。固然是总统在宣布限薪令,但总统也不是高管年薪的定价者,真正的定价者是美国民意。当政治成为一种现实时,政治也就是一种市场力量。
    欧美政治现实变动不居,而“国际惯例”可能是一个死词,它把某种欧美社会现实描述成普世的、恒久的,从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本质,遮蔽了它们的地方性、暂时性。国内有人利用民众知识与信息的不足,专拣某些损人利己的“国际惯例”,用以说服公众,推行自己的“政策目标”。结果不仅弄得民众自愧见少识浅,而且把政府也给说服了,政府成了所谓“国际惯例”的热心倡导者。
    这也决非偶然,“国际惯例”在中国的时兴,本身就反映了我们的某种政治现实,即民权不彰,一些部门、一些利益集团缺乏制衡,可以自己说了算。反过来,他们又以市场法则、国际惯例作为“解释范式”,使不公正不合理的现实合理化,让公众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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