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国家发改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2008年-2020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指导珠三角未来十几年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珠三角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中央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把珠三角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更具有全局性意义。30年前,中央给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八个字,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闯出了一条新路”;30年后的今天,中央又让珠三角“科学发展,先行先试”,赋予珠三角更大的自主权,就是让珠三角再次担当起改革开放排头兵、试验田的重任,在当前面临经济下滑的威胁、改革进入瓶颈期的时候,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制度与产业升级,再闯出一条突破改革深水区的新路来。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纲要的精神,那就是“新”字。早在2008年7月19日,温家宝总理莅临广东视察指导工作期间,在听取广东省工作汇报后指出:“汪洋同志提到制定《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问题,这是个好建议。珠三角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处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内外环境,需要有新规划、新目标,引导这一地区在新起点上实现新发展。”温总理一连用了六个“新”寄望珠三角改革开放寻找新的突破。纲要的颁布,进一步将这一“新”字落到了实处:珠三角将获得更大自主权,不但可以试行省直管县的体制,而且还实行审批管理“零收费”制度。珠三角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将建大都会圈。通过加快珠三角的改革开放,推动产业升级,重新定位为“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深化改革先行区、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当年的改革先锋深圳,也将重新点燃改革热情,“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制定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有序推进改革,允许在攻克改革难题上先行先试,率先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历史为什么又一次选择了珠三角？珠三角的成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而如今珠三角所面临的瓶颈和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的问题。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以前靠“三来一补”享受全球化产业链低端收益的方式已经很难持续。在当前全球金融海啸、中国经济面临下滑威胁的大环境下,珠三角经济增长方式的局限也进一步显露:资源、环境、人力成本的约束日益趋紧、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政治法律体制有待完善等深层次矛盾更加突出。此时,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已经成为眼下最迫切的问题。
　　中央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要实现产业升级,绝不单单是依靠企业就能完成的。众所周知,珠三角的外向型企业多数都是靠做代工来获得低端的那一丁点利润。为什么我们给国际名牌做代工可以,而产业升级自己做品牌就不行呢？代工做得好,说明产业升级的瓶颈不在企业这个层面,而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健康的机制,缺乏一个公正的、有监督的、法治的宏观环境。要进行产业升级,更主要的还是要靠法治、行政服务、金融及信用体系等等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完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必须进入一系列政治体制的深水区。
　　而选择广东担当这个突破深水区重任的先锋,也绝非偶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从来不缺乏突破禁区的勇气,改革初期,广东有任仲夷、吴南生、梁湘、袁庚这样的闯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广东也在不断尝试政治体制改革,从李灏的政治改革设想到于幼军的行政三分设计、从袁庚的蛇口民主试验到基层民主选举、从省人大的政府重大决策事项必须通过人大到广州市人大的代表通过提案政府必须执行的决定,广东的政治体制改革都走在全国前列。更重要的是,广东民间社会的民主意识和权利自觉也走在前面,广东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小区居民维权、农村基层直选都相当活跃,所有这些,都为进入深水区的体制改革做好了思想的铺垫。还有,由于毗邻港澳,由开放促改革的推力也很明显,这也是此次纲要力推粤港澳大都会圈的深意所在。
　　珠三角再次担当起改革开放排头兵、试验田的重任,在当前面临经济下滑的威胁、改革进入瓶颈期的时候,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制度与产业升级,再闯出一条突破改革深水区的新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