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关于“今后3年全国保障性住房总投资将超过9000亿”的一番话，再次激起舆论对“保障性住房”的关注。此时，距去年8月13日国务院下发24号文件，强化城镇居民住房保障，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已一年有余。

　　齐骥的一番话是对前不久中央出台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的呼应。在这十项措施中，“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被列为第一条。
　　时隔一年，房地产市场变化巨大，全球经济环境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中央政府再次强调“保障性住房建设”、“保障性住房”概念再次被舆论关注，更显出其特别意义。
　　显见的效应当然是对经济的拉动力。诚如齐骥所言，每年3000亿元的住房保障投资，对建材、钢铁、建筑、装修、家电等上下游产业投资的拉动作用，估算约为6000亿元，并创造200万-300万个就业机会。
　　不过，这项保障民生需求的措施，拉动的还不只是有形的经济指数，还有社会稳定指数。中央政府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推进和完善，同时也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保障性住房政策是对社会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权利的认同，有如对贫困人群的救济制度。而有保障才有安全感，有安全感社会才稳定，社会稳定了才有和谐发展的可能。
　　保障性住房政策还能拉动社会信任指数，因为，一个充分尊重公民个体社会权利的政府，是值得信赖的。这一点，在经济下滑时期尤显得重要。只有值得信赖的政府，才能凝聚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激发各方智慧，与民众携手共进，共克时艰。
　　之所以强调上述两项非经济指数，是期望让保障性住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要只见拉动GDP的“副业”，而忽视了其主要社会功能，以至令政策走偏。比如，片面强调保障性住房“救市”效力，盲目投入建设，使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与城市整体规划建设发生偏差，模糊了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之间的概念。这一点，我们在过去的经济适用房建设上不是没有过教训。
　　要提升上述两项非经济指数，就必须有制度性的保障措施。譬如“如何界定中低收入家庭”、“如何完善政府投入计划”、“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等，都是需要探索并给出答案的问题。而不管什么方式，只有把“民生需要”而非仅“经济推力”作为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的首要出发点，才能有效地完成如此庞大的保障性住房计划，造福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