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经济从来都是假命题。美国启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救赎行动，尽管是对积极不干预市场原则的背离，却有可能因此形成一套既不同于传统凯恩斯主义又不同于新凯恩斯主义的“新兴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若果真如此，将是次贷危机标本对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发展的一大贡献。

　　即将谢幕的布什政府这回彻底玩大了。
　　为防止瘟疫般的次贷危机最终摧毁美国称霸世界的力量工具——华尔街金融巨头，布什政府干脆赤膊上阵，继收治奄奄一息的AIG之后，又开出了7000亿美元的支票，给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大面积输血，并批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向传统银行转型。不仅如此，布什政府还要求日、德、英等国采取类似的救市措施。可以说，这场自192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干预，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将对21世纪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倘若米尔顿·弗里德曼还在世，想必会大肆抨击保尔森对积极不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原则的粗暴践踏；倘若长寿的哈耶克能够活到2008年，他一定会跺脚，谴责只会发动战争的布什在经济上是个彻头彻尾的变色龙；倘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奥斯卡·兰格重回人间，兰格肯定会发起第二次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并嘲笑米塞斯：你可以赢得一时哪怕是一段时期的争论，但不能赢得永远。
　　历史一再证明，自由市场经济从来都是假命题。经济政策是为政治服务的，或者说，是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的。美国难道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最为倚重的金融机构突然死亡而袖手旁观吗？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引领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总是试图在国家干预和放任之间找到平衡点。当凯恩斯主义因为撞上滞胀之墙而失灵之后，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尽管影响甚大，但无法制止政府干预经济的本能与冲动。而由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糅合而成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现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最重要理论突破，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失业—通胀关系、经济周期和政府政策的新理论，但在智商超高的克林顿看来，还是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中和起来最现实，于是克林顿既反对完全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取得了经济的巨大繁荣。不过最终还是把巨大泡沫留给了对经济十分外行的小布什。
　　小布什上台以后，由于力量使用过度，财政异常吃紧。于是先后换了两任财政部长，先是奥尼尔成了经济没有回到正轨的替罪羊，后是铁路运营出身的斯诺因为不懂金融导致美国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最终被无情地撵走。而在格林斯潘功成身退之后，小布什实际上陷入了政策迷茫状态，左思右想最终看中了华尔街带头大哥、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管——保尔森。这位顶尖投资银行家，更是善于协调的政治高手，由此被布什赋予了“超级部长”的权力。
　　在强人保尔森的光环下，看起来有些憨厚的伯南克成了十足的配角，没有多少独立施政空间。伯南克不仅试图摆脱格林斯潘的影响，更要面对格氏政策的后遗症。现在看来，格林斯潘既是一位伟大的联储主席，更是一位自私的经济官僚。在其任内，格氏持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裂后，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将利率从6.5%一路降到2003年7月的1%，并把这个有史以来的最低利率一直维持到2004年6月，之后缓慢地每次加息25个基点，直到2006年中才将利率升到5.25%。长期的低利率使得抵押贷款急剧繁殖，房地产泡沫越积越大，被认为是次贷危机的祸源。相信格老在任内已经看到美国经济的沉疴越积越深，但在矛盾尚未激化之前，格氏选择了保守治疗。可怜的伯南克，面对一堆烂账，除了徒叹之外，还有多少作为？
　　格林斯潘当然难辞其咎，但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布什政府对华尔街的放纵以及有意为之的美元贬值。这些政策尽管强化了美国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与影响，也部分转嫁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但布什把里根的遗训给忘了：里根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不仅在于减税，更有赖于维持强势美元和低通胀。
　　所幸，在深谙丛林法则的保尔森推动下，美国终于祭出了最为大胆的干预大旗。尽管这是对积极不干预的市场经济准则的暂时背离，但形势毕竟比人强。笔者判断，比安然事件爆发催生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更猛烈的是，待这场危机平息后，美国在既有的市场准则框架下，必将出台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收紧对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巨头无休止的金融创新将被叫停，美国甚至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对已经实行国家化的私人资本进行市场化管理，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最终有可能形成一套既不同于传统凯恩斯主义又不同于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笔者姑且把它称作“新兴凯恩斯主义”。这套主张的理论内核既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成分，又有新凯恩斯主义的基因，更坚持在“与时俱进”的原则下对经济保持灵活干预。果真如此，将是次贷危机标本对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一大贡献。
　　白宫近期的经济干预表明：美国才是经济政策的导调高手。尽管美国一再推销“让金融体系自己寻找平衡点”的自由主义金融政策，但在实际运用中，只有美国真正掌握了经济政策的调整机理。东南亚舆论今次指责美国推行双重标准，除了表达气愤之意外，更应反思食“美”不化，刻舟求剑的后果。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落后于经济实际为一国经济学界和决策层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标本，决策层和经济学界理应在掌握前沿知识的背景下，拿出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政策主张，并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否则，在美国的话语范式下亦步亦趋，只会最终丧失经济政策的独立性，沦为主动的陪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