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市场人士所呼吁的 “救市”，其实质应该是“纠错”。如果没有政策市“错杀”股市在先，现在又何来“救市”的内在要求？人们之所以只提“救市”而不提“纠错”，并不只是出于习惯上的 “为长者讳”，而是考虑到纠缠在“错”与“不错”的问题上，一来不易为“为长者讳”的传统所接受，二来也不便于问题的顺利解决。现在看来，这可真是“好心没好报”，反而招致“不救市”论者以维护市场化和市场机制的名义的反唇相讥。 
    不过，别看“不救市”论者一口一个市场化，一口一个市场机制，其实，没有一个经得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这些“不救市”论者口口声声的市场化和市场机制，无不是双重标准，而他们主张的“不救市”所反映的也就不能不是双重人格。他们无非就是认为政府的非市场化非市场机制可以大行其道且有错不纠，而市场则只有逆来顺受的命，打落牙齿和泪咽的份，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一个曾经以敢于讲真话而得到好评的《财经》杂志女主编，竟然挺身而出充当起反对救市的旗手。让人匪夷所思的不是她对“救市”后果的危言耸听，而是她对“政策市”评价的口是心非。平心而论，若是一点也不考虑“救市”之声的来龙去脉，那么，“为了救市而搞短期行为，伤害制度之本，公然给市场以‘政府救市’提示”，那倒真的可以说是“断不可为”。
    不过，《财经》也好，胡舒立本人也好，都不是生活在超脱股市的象牙塔。既然明明看到监管层“尚未彻底摆脱‘政策市’的角色错位”，也承认 “监管层表现出对指数特别的关照，对市场存‘慢牛’之想，一度有意以政策人为调控供求节奏”，那又为什么非但不提“政策市”的“救市”实为“纠错”之必要，反而为掩饰“‘政策市’的尴尬”提出一“救市”就成了“以新的错误去补救旧的错误”？
    与胡舒立的提起 “政策市的尴尬”的尴尬不同的是，北大教授霍德明干干脆脆地认定 “货币政策对于股市的预期影响，正是政府所要的结果”。他说道：“基本宏观政策定下来以来，股市收缩是必然结果。既然政策这样定了，股民希望政府用政策来‘救市’，政府应该是很难兼顾的。”“政府怎么来兼顾中小企业的利益保护，这至少不是政府的责任。”“投资者应该具备相应的承担能力。”原来，霍大教授所用以反对“救市”的所谓市场机制，说穿了，其实就是“政策市”，而且只打压不“救市”的“政策市”。而这，大概就是其本人在发现 “传统的经济学对中国大陆的发展都有点适应不良”的现象之后所研究出的重大学术成果。这就难怪他竟然非但提也不提西方成熟市场普遍主张并实行的、旨在降低市场成本的低交易税率甚至零税率，反而反对全球最高的交易税下调，并一而再地表示“坚决反对”。
    胡舒立的“救市”就是“以新的错误去补救旧的错误”，霍德明的“玩得起就玩”等，显然都错了，而且大错而特错。事实上，损股民就是损股市，损股市就是损经济，损经济就是损国家。这么浅显的道理，一个《财经》杂志的主编，一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的教授，难道还不懂？
    问题不是懂不懂，而是懂了也装不懂。这就是双重人格制造出来的双重标准。对于双重标准的“不救市”论来说，只有“再融资”恶意圈钱狮子大开口的自由而没有市场承受力哆嗦一哆嗦的自由，只有 “大小非”疯狂沽售套现的自由而没有人们对大股东说声 “请顾及一下小股东利益”的自由。
    “不救市”论者套给“救市”呼吁者们的“利益冲突和思想混乱”的帽子，其实还给他们自己，这才是再合适也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