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响颇大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归结为铁、字母和货币。而出于本能，人们往往对货币本身存在着“葛朗台”式的爱恋，这种“拜物教”性质的心理特征在金银非货币化之后成为“汇率幻觉”产生的根源。
　　破解汇率的财富魔方，首先需要强调的核心要素是“货币地位”。1868年贝内特就抛出一个惊世骇言：“在新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试图用剑来统治世界，用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有效”。在经济全球化的游戏中，霸权国家作为真正的规则制定者掌握着财富跨国分配的主导权，而汇率魔方就是最有效、最隐蔽的工具。美国就是现今世界唯一享受这种汇率财富特权的王者。从1871年的20多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到1971年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再到当下的900多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美元汇率的历史就是一部长期贬值的历史，但同时期美国经济美轮美奂的经济童话却如此惊艳。汇率贬值与财富激增的并存“悖论”只能归结于美国和美元在全球势力排序中的独领风骚。
　　这种汇率魔方的财富诱惑在困难时期似乎更加难以抗拒，这实际上恰恰构成了对现在全球汇率市场变化的新鲜注脚。当“次级债风波”将美国人从经济复苏美梦中猛然惊醒之际，貌似如学究般死板的伯南克也像过去的格林斯潘那般肆无忌惮地按下了量产美元的按钮，美联储的连续降息揭开了美元跌跌不休的剧目，而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加入为美国经济周期下调的埋单队伍中来，甚至连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也成为美国出口能力激增的潜在牺牲者。当然，美国用汇率魔方虹吸全球财富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风险高度酝酿的过程，于是我们看到，与弱势美元如影随形的是能源价格的连续高企、黄金走势的一路飙升、定价体系的初步紊乱、跨境资本的暗流涌动和全球通胀的赫然再起。
　　更可怕的是，弱势“世界货币”的另一个伴生产物很可能就是非霸权国家的“汇率幻觉”。汇率魔方永远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当位于分母的“世界货币”大幅走软之际，大多数位于分子的普通货币正经历着汇率升值的翡翠梦境。而这很容易带来非霸权国家财富激增的直觉，但很遗憾，历史证明很多时候这的确是一种错觉。货币升值引致财富灾难的故事可谓比比皆是、发人深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受难于货币升值的例子。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取悦白银集团颁布了白银购买计划，旨在提高银价给白银集团提供补偿。但千里之外的中国却由于实行银本位受到了“本币升值”的意外影响，白银外流和通货紧缩不仅让中国的银本位走到了尽头，还给当时中国脆弱的经济体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日本是另一个为货币升值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1985年风头正劲的日本凭借经济神话缔造者的底气同意了“广场协议”中“日元币值必须反映日本强势经济基本面”的提议。随后，全世界目睹了罕见的日元超速升值“外科手术全过程”，从240日元兑换1美元到120日元兑换一美元，疯狂的日本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但接踵而至的却是泡沫经济的骤然破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尴尬的“失去的十年”，而在经济走向惊天大逆转的过程中，日元升值的惯性甚至长期维持，1995年日元汇率就突破了80大关。
　　当然，对于非霸权国家而言，货币升值并非都是经济灾难的序曲。比如1973年至1999年间的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了78%，其中1985年9月马克根据“广场协议”一次性升值了7.8%，但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却使得德国贸易增长没有受到负面影响，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强势。另一个例子是1970年至1996年间的新加坡，新元兑美元升值了54.5%，但同期金融体系完善的新加坡凭借竞争力的稳步提高保持了财富高速增长的神话。
　　如此截然不同的例证说明对于非霸权国家而言，决定汇率与财富相关关系的力量更为复杂。这里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入汇率魔方的另外两个重要要素：经济协调性和风险管理能力。
　　首先，非霸权国家货币升值能够促成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点在于汇率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协调性。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出口贸易，或者出口贸易过度依赖价格竞争优势，那么货币升值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不协调的，经济走强带来的汇率升值往往会给后续经济增长反向套上枷锁。唯有经济增长引擎多样化、可持续性强的国家才有条件实现货币升值和长期发展的“和谐”互促。
　　另一个重要要素在于风险管理能力。往往非霸权国家的货币升值不仅伴随着本身的基本面改善，还与霸权国家策略性的货币贬值息息相关，而“世界货币”弱势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紊乱必将给货币升值的国家带来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建设尚处于风险识别、风险规避水平异常低下的不成熟阶段，如果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者无视“汇率幻觉”的存在走激进升值的羊肠小道，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漠视“世界货币”滥发带来的全球通胀压力和流动性过剩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很可能由于金融风险的高速积聚和一并暴发带来无法抵御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灾难。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货币升值的风险并不仅仅来源于外部，汇率变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往往会使货币升值的国家经历资产市场泡沫化的狂欢，这实际上在一国内部产生了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如果没有得到相应宏观政策的中和和控制，那么两极分化带来社会风险将显著积聚，给国家经济增长带来难以估量的内部不确定性。
　　回到现实，人民币自汇改以来的长期升值无疑让中国的财富创造和积累更加令人艳羡。这究竟是不是一种“汇率幻觉”，货币升值和财富增长的和谐并存能否长期延续？从汇率财富效应的三重要素出发，我们认为答案是较为乐观的。虽然现在的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出口增长和外汇储备管理带来了些许困难，但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谋求“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的转型，中资金融机构改革成效喜人，金融市场基础结构建设稳步推进，人民币汇改在外部压力之下依旧保持着稳健步伐，货币当局在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从紧风格，宏观调控对公平要素的凸显逐渐深入，有理由相信，人民币有序升值将开启中国崭新的财富神话。

（作者为金融学博士，供职于ICBC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