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国工商联牵头、59家知名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民投)上周四（21日）在上海揭牌。董事局主席董文标在揭牌仪式上表示，要争取用5年时间，把中民投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受人尊崇的、有持续竞争力的大型投资集团。外界对被形容为“民营版中投”的中民投，则有成为中国产融结合典范的新期待。而未来的产融结合，则寄托着助推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厚望。
产融结合，是为了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整体效益，实体产业与金融业通过参股、持股、控股和人事参与等方式而内在结合或融合，最终形成产融实体的经济现象。由于具有渗透性、互补性、高效性和双向选择性等诸多特点，在经济运行到达一定的时期后比如每逢进入经济大变革时期或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期，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自然会有个融合的过程，这是这一段时期社会资源达到最有效配置的客观要求或规律。这种融合，宏观上有利于优化金融政策的调控效果，有利于产业资本的快速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微观上有利于实现企业多元化经营，形成优势互补效应，同时，还可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节约运营成本。国内外的实践表明，产融结合是经济发展与资本战略运营的内在要求，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益和产业竞争力，更能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插上翅膀。
环视当今世界，产融结合可分为“由产到融”和“由融到产”两种形式。早在19世纪末，欧美各国基本不限制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股和跨业经营。由于当时的产业整合运作比较依赖于银行，以摩根为代表的一批“由融到产”的企业集团逐渐形成，如美国的洛克菲勒、摩根，日本的三井、三菱等。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后，美国政府出台法规限制了对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之间的市场准入和相互持股，从金融业发端的“由融到产”模式受到遏制，以通用电器为代表的“由产到融”的产融结合模式盛行，至上世纪70年代，美国许多产业集团都建立了金融部门，甚至开始办金融公司。8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再度放松金融管制，金融混业再度盛行，金融资本再次进入产业资本。1990年后，大部分美国大公司都开始利用基金等形式在体外融资，产融结合特征日趋显著，甚至出现了超级产融结合的新形式即金融与产业的结合发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紧密结合。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产业集团开始主动撤离金融，回归主业。
我国的产融结合，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以海尔集团、新希望集团为代表的“由产到融”的最初发展模式。由于我国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资控股实业有明文限制，因而“由产到融”成了产融结合的唯一模式。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监管部门的政策从明令禁止到前几年的默许，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已转变为明确支持，鼓励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政策环境逐渐宽松。看近些年来的实践，产融结合可粗线条地划分成四类：第一类是“银企合作”或“产融合作”。产融结合成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第二类是产业集团内设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围绕集团主业，面向成员企业开展金融服务;第三类则是产业集团向外部金融机构投资，不控股，也不主导，可称为“获利投资”;第四类即产业集团或企业设立、收购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机构，甚至主导其经营。迄今，海尔、华能、中海油、宝钢、国家电网、神华、中石油、中航投资等集团企业是进军金融产业的代表，也是产融结合较为成功的企业。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将为产融结合提供绝佳的战略机遇期，这就要求中国的产融结合也要有新战略。在当前乃至未来经济调结构、转方式时期，精心谋划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加强对高新技术的探索，鉴于风险管理的需要，必须依靠金融业来开展风险投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于为较长远的产业革命奠定基础的考虑，须有产融结合的机制来助推和帮助，更需要商业模式的创新来聚集力量。因此，像中民投这样的大型产融结合集团，尤其需要在产业整合与金融创新两方面同时发力。在产业整合上，深耕和整合产能过剩行业;在金融创新上，可采取传统金融和新金融共同发展、以新金融为重点的战略。高度重视产融结合战略的分层次性，在产业向金融自然延伸的第一个层次上，经营协同是核心，企业向金融业务拓展的前提，是产业本身必须是行业内的领导者。而在产融结合战略的第二个层次上，金融协同是核心，其增值收益主要来自产业组合稳定现金流支持下所节省出来的资金成本，而且金融业务的规模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能超越产业部门的信用能力范围。另外，产融结合也对企业或企业集团的资本市场运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企业自身实力，股权结构设计，还是资本市场运营效率、金融业务的选择与资产规模的控制等，都决定着产融结合模式的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