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城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艰深晦涩的专业词汇，普通百姓也常挂嘴边，尤其是基层农村干部对这个话题更是热衷有加。每次去基层实地调研的时候，笔者几乎总能遇到当地干部“揣着小算盘”和你探讨城镇化的那些事儿。所谓揣着算盘，实际上就是要先弄清楚这项新政对农民、农村自身利益的影响。于是，一些聪明的学者就抓住了这一特征，反复从农民利益的角度阐释城镇化的意义和步骤。应该说，从“政策营销学”的角度这是一个聪明的作法，但就城镇化本身的推进来说，似乎离“破题”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城镇化渐热大约是从两年前开始，但给人的感觉似乎负面消息较多，比如“被上楼”、“强圈地”之类，让人不禁怀疑城镇化到底是不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必然阶段，或者是不是已经应该进入到这样的阶段，再或者，城镇化对中国到底有多大必要性。这些问题不解决，再怎么宣传城镇化，也只是一种政策需求，而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自觉意识。

　　城镇化不是我们发明的词汇，而是一个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理念。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其实应该更早，至少追溯到19世纪)，几乎都经历了从“追求数量”到“追求价值”的过程，而且这种演变还有一种“传递效应”，即发达国家总是先发生转变，放弃对以产量为主要变量的数量的追求，进而缓慢传递到下一级发达经济体。产业经济学家们将其称为“产业转移”，认为这是一种因劳动力成本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但产业经济学对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并因此将自己的产业传递给欠发达经济体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就给后来的全球化演进的合理性埋下了误解的种子。

　　现代金融学理论认为，数量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价值才是衡量一些经济行为对错的基准。这也就是为什么金融学家从来不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经济个体追求目标，而是强调“追求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原因所在。在金融学家看来，一个微观经济体发展的好坏不是产量决定的，而是由获得的价值高低决定的。阿迪达斯的所有者几乎一件运动衫也没生产过，但其市场价值比任何一个贴牌生产商都高。这个例子虽然有点极端，但它反映出的一个重要理念对于我们解释经济发展路径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价值”。

　　这里所说的价值不是政治经济学里说的“无差异劳动”，也不是经济学所说的供求均衡下的商品价格，而是有其自身定价规律的资产价值。它的基本逻辑就是风险和效率：风险越大价值越低，而效率越高，价值则越高。因此，所谓追求价值，实质上就是追求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降低风险，二是提高效率。所谓经济转型，就是在这两种变化基础上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城镇化，正是在这样的逻辑背景下确立其合理性的。

　　从根本上讲，城镇化不具有降低风险的作用，但它却先天具有提高效率的作用。几年前，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很多与效率相矛盾的实际情况，比如一些仍保留学校的村，全校只有三个学生，却要保持15名教师编制才能维持学校的存在。农民和农村干部虽然不一定懂得效率，但他们却很清楚这种教育结构的弊端：从孩子家长角度说，低质教育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从村一级的领导来说，这样的结构很不划算。于是一场教育结构的调整在一些地区展开了：各个村的学生被集中到镇里上学，而各个村的教师经过优选，重新整合充实镇学校的师资。当时笔者就想，这不就是一种 “微缩版”的城镇化吗?只不过没有理论指导和政策推进，这个过程中，恰恰是实际需求推着理念的转变和模式的转化。

　　这种情况还可以推广到社会养老、医疗保险等很多领域。后来，在我们的建议和指导下，这个县的好几个镇搞了以农产品产业化为切入点的城镇化试点，效果很好不说，推广也不费劲，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朴素、微缩的城镇化中看到了效果，尝到了甜头。

　　这个例子也许太小，也许与我们想象中的城镇化相去甚远，而且，这些试点没法通过市场定价来使其具体的价值反映出来 (但实际隐形价值已经体现出来，就是农民的甜头)，但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微缩版城镇化的根本出发点是提升效率，宏观版的城镇化其实也是如此。如果不能抓住这个核心，宏观版的城镇化反倒不如微缩版搞得好，这在逻辑上是一定的。

　　实际上，现实中宏观版的城镇化由于没有抓住城镇化的核心和本质已经出现了“剑走偏锋”的现象，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地方债危机。地方债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因为问题本身有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借口，这就是城镇化。常听人说：要搞城镇化就必须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上世纪90年代的税改使得地方政府失去了投资基础设施的财力，于是就必须转向举债。但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几乎从未听到过如何强化既有设施和公共服务效率的说法，难道提高效率就不能满足 (或者部分满足)城镇化的需求吗?说到底是没有这种意识，由于不了解城镇化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来提升经济体价值，因而就不知道城镇化的切入点在哪里。

　　上世纪6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人都非常熟悉一句话，叫“纲举目张”。时代变迁了，社会进步了，但不是说所有以前的道理都过时了，依笔者之见，这句话就没过时，依然是我们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方法论。只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实施的方法才会顺应规律，使问题迎刃而解。搞城镇化更是如此。任何舍本求末的探讨都只能偏离城镇化的本质与核心，到头来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要多得多、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