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新建3600万套保障房的宏大计划，彰显出中央解决城市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决心。然而，近期却频频曝出多地保障房入住率不高。究其缘由，申请门槛偏高、选址偏远、配套设施滞后等，恐怕是主要原因。
　　随着各地适时调整申请门槛以及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保障房空置率较高的问题有望得到逐步解决。同时也要看到，空置率较高的问题虽可改变，但选址偏远、大规模集中连片建设的现象却难以在短期内改观。从长远来看，这种空间布局有可能引发各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比如“居住隔离”现象。
　　作为一种常见的城市病，居住隔离是指由于种族、宗教、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准和财富差异等原因，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居住在不同层次的社区中，进而产生隔离，甚至演化为歧视和敌对。二战结束后，英法等西方国家为了缓解住房短缺的局面，陆续建设了大量的公共住房，然而由于建设和规划布局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最终诱发和加剧了居住隔离，这一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引起关注。
　　对我国来说，选址偏远、配套缺乏的保障房空间布局，可能造成保障房社区居民居住空间和社会地位的双重边缘化，引发或加剧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的标签化、贫困的聚集与再生产、纵向社会流动不畅等问题，进而重蹈其他国家“居住隔离”的覆辙。而要避免这一情况发生，应围绕构建“多元混居社区”这一基本目标，制定相应的治理与协调对策。
　　目前，在普通住宅项目内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已经被世界各国广泛践行。例如，欧洲国家在吸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公共住房建设开始经历由集中到分散、由整体开发到开发配建的转变：英国政府要求，新的住宅项目中，低收入居民住房要占总量的15%—50%；德国要求新建住宅区的20%要用于建造福利用房；法国规定建设廉租住房比例约为总住房面积的15%—20%。
　　与西方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阶层矛盾整体并不突出。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双重繁荣，使得低收入者在市区和郊区均有一定的分布，并没有像部分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大规模的贫困聚集。此外，计划经济年代盛行的单位大院杂居模式，使得多数城市居民对多元混居有着较高的心理接受程度。以上因素都构成了我国推广多元混居的先天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多元混居并不意味着要在楼户层面进行混合，也不是在每一个商品房项目都要配建保障房。因为不同社会群体在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如果生硬地将他们混合居住在一起，反而容易造成心理上的抵触和隔膜。比较合理的方案应该是“大混居小聚居”，即在较大的区域内混合规划包括保障房在内的各类住房，相似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空间则以小规模组团的方式配置。具体到保障房社区，可采取插花式布局，既要在不同区位开发小型化保障房社区，又要在一些较大的商品房项目中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最终实现既有利于不同阶层的接触与交往，又保持一定空间距离的效果，以满足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