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行长金墉的访华行程虽然低调，但却着实留下不少有意义的话题。财政部官网22日刊出的一篇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9月17日参加中国—世行城镇化联合研究圆桌会议上的讲话，将争议已久的市政债券再度推到我们眼前。
　　朱光耀称，市政债券的发行既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将宏观政策改革意识和城镇化进程有机结合起来，改革地方融资平台并最终有效推进城镇化发展，是城镇化联合研究报告应解决的问题之一。这与央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那篇“资本市场的多层次特性”宏文直接呼应。周小川在文中花大篇幅论证了特殊目的工具（SPV）与政府融资平台的关系。周小川认为，现有的政府融资平台，其本质上也是发行主体为了绕开政策限制而设立的SPV。而这一工具未来应该如何改革，文中却略显犹豫，因为诸如房产税和市政债等可资利用的工具和条件，现有的政策框架内尚不存在。
　　不过正如朱光耀所言，目前不存在的工具往往是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市政债券正是下一步城镇化棋局中所必须面对的融资工具之一。其引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集两院院士就城镇化问题座谈时已可管窥一二。
　　中国工程院在此次座谈会上提交的调研结果显示，“80后”和“90后”新一代农民工并不愿意回乡务农。这意味着，下一步城镇化很大程度上将是为了解决一整代年轻人进城、安居和乐业的现实问题。而在大城市吸纳就业的容量已经接近顶峰之时，怎样才能消化这一大批亟待城镇化的年轻居民？中科院院士叶大年给出的办法是依托全国自然形成的200多个地级市。这些中等规模的城市节点，上接大型中心城市，下接县域与乡镇，正是吸纳就业和分流产业压力理想选择。
　　这个设想不可谓不好，但现实问题是，在目前的财税体系下，省一级地方政府财力堪称雄厚，如果未来城镇化的关键节点要下沉到地市一级，则必然牵动更为现实的财权和事权矛盾。但这个问题也并非无解，改造地方融资平台并引入市政债券，允许这些节点城市举债筹资，显然可以将更多的资源向其集中。更为重要的是，公开透明的市场化筹资体系，也将赋予投资者对城镇化效率的监督职责。
　　这正是朱光耀所言的“将宏观政策改革意识和城镇化进程有机结合起来”的含义所在：统筹全局调度资源启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下半场”，其中难度固然不可小觑，但如果不面对必须面对的问题，显然也不是应有的态度与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