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应从单纯模糊的总量之争转变到分类指导的具体对策上来，方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目前，地方债总规模究竟有多大？市场争议颇大，有人认为是10．7万亿元，有人认为是15万亿—18万亿元，更有人认为是20万亿元，还有人认为如果算上隐性债务还要大。其实，这些舆论只停留在“忧”字上，而对如何解决地方债务的可行性的具体对策，却几乎无人论及。这大概与“地方政府本来就不应借债”的计划经济传统观念有直接关系。
　　我以为，在初步市场化的今天，就中国的当前国情而论，我国面积太大，人口太多，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因此，讨论地方债务问题对策必须有所区别。
　　地方政府债务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蒸蒸日上经济圈。如北上广深等大都市圈，借债发展是这些高端都市现代化的必走之路。为了抓住先机，他们的每一步发展仅靠利润的积累已远远不够，必须走负债发展之路，必须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通过举债使闲散资金快速聚集起来变为现代化新创资本，他们的举债行为就如现代大企业一样，无可指责，不必为此担忧。这些大都市圈还包括：沪宁经济圈、京津经济带、广深港经济带、武汉长沙经济圈，以及西部区的成都、南宁、昆明、西安和郑州、济南、大连、青岛、福州等经济圈，他们正处于昂首阔步向高端现代化迈进，虽然他们的借债不属于不良债务，却也被统计在10．7万亿元（或2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借务数字之中，他们的借债都不应是“中国经济之忧”，而属于“中国经济之喜”，不要因此“惊呼”或乱加指责。
　　第二类是属于正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债务。这部分县（市）比重最大，难度也极大。债务的巨大风险与机会并存，应该是中央关注的重点。
　　这类处于巨大“风浪”尖上的县（市）多系二三线县（市），债务的性质及风险也极不一样。基本上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债务经济的良性效应正开始萌发，刚进入“产出”期，但还要借债才能进入良性循环圈。这一层次中，县（市）究竟有多少，各省、自治区要逐个排队摸底，并成立一个专业化与规模化协调小组来使这一层次的县（市）的现代化发挥出倍增效应，从而使地方政府前期的债务顺利归还，同时又不影响他们的发展。另一层次是债务仍处在累增的“发酵”阶段。这类县（市）数量大，究竟有多少我们并不清楚。这一层次中，县（市）的借债具有巨大盲目性、跟从性，甚至不知未来前景如何，许多县（市）的项目投入在当前经济下滑形势下已出现大量“半拉子”工程。他们“再借债难，不继续借债也难”。而且是违规者多、贪污腐败严重、债务利息重，风险极大。这一层次县（市）的债务应是当前及今后 “中国经济之忧”中的最大之忧。我以为，各省、自治区都应设立一个专门小组来应对。坐喊“危机”无益于事。
　　第三类是在多重现代化因素叠加压力下，出现了一批被边缘化的县（市）。
　　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继续向深度、广度加速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弱肉强食、生产的集约化、生产性科技的加速、网络经济的快速膨胀等多重现代因素的叠加压力下，一批农业县、山区县、边远县及人文环境闭塞的县，被边缘化了，应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在全国已初步跨入“中等收入”的背景下，他们却仍处于简单再生产的农耕社会阶段，勉强温饱，经济毫无生气。比如，甘、云、桂10个县，总人口236万，乡村人为208万人占达88％，2012年财政收入县均仅为0．54亿元，人均233元。很明显，指望人均财政收入233元要使县均23．6万人口的经济、社会、文化正常运转是不可能的。因此，这10个县的实际财政支出高达101．9亿元，即县均为10．2亿元，实际支出为收入的近20倍之巨。那么钱从何而来？显然是中央及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及地方政府的借债。
　　目前而言，一方面，这些县（市）的财政转移支付还将必须继续，并还要增加以维持这些县的困难运转。另一方面，这些县的政府官员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发展经济，于是还要有“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出路自然是借债，然而政府办企业在这类地方受制因素太多，结果形成：政府借债发展经济——亏损——再借债以图补亏——再亏——再借债。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改变沿袭下来的旧思路，不能只是根据教科书的理论，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使欠发达地区跟上，不能只是从增加“中央、省财政转移支付”考虑，这种政策其实只是一种“输血型”的救急，我们必须改为“造血型”的出路。这是“正能量”的思维。
　　这个构思的最核心要点有二。
　　一曰：在这些县城内实行五年免税政策，并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项目，各种财政收入的减少额由中央和省财政补上。这一对策，有利于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地区差距缩小。同时，可使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增加他们的竞争力与利润，使更多资本向贫困县集聚。如能做到这一点，就会使本地经济多样化、生产综合化，将促使农业转向现代化与农民就业的增加，从而一改沉闷的农耕社会境况，出现初春的萌动。因此，这个构想的原动力不是免税那点钱，而在于激发贫困县的正能量。
　　也许有人担心，免税太多会影响全局。其实不必过虑。我们可以采取分批的渐进式的免税制，先搞一部分最贫困县。据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最少的有143个县，县年均仅0．5亿元，总额为33．5亿元，另外132个县每县年均收入0．5亿元—1亿元，总额为98．8亿元，这两类县共计地方财政收入为132．3亿元，只占全国地方政府当年一般预算的2．1％。于是这里出现两种算术的算法：第一种是中央及省的财政转移支付，要增补132．3亿元，才能使这些贫困县的财政收入保持原状；第二种是中央及省财政转移支付虽新增132．3亿元，但却有力地推动本地经济多样化、繁荣与活力，带来的社会正效益绝不是132．3亿元，而是132．3亿＋A×X＝B，这个B所产生的正能量将远远超过那个132．3亿元！那个132．3亿元像水源日渐枯竭的水塘，而那个“B”却是一个水源不断并日渐旺盛流动的大水库。所借旧债不仅将可偿还，还会使全国经济早日达到刘易斯“拐点”而进入均衡发展。
　　二曰：政府采购首选政策。这些县的落后，还表现在营销的落后，地点远离消费。因此，还需要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扶一把。即五年内政府采购的首选地应是这些贫困县，凡这些县能生产的工、农产品，只要符合卫生及安全要求的，要首选这些县，即使价格比全国平均高10％。有了这条政策，会使资本蜂拥而至，从而唤起农民的现代意识。现代的消费更可以激发出现代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