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银行间暴露的拆借紧张问题，直接原因是三个：银行手里的钱不够用、银行的钱被央行收走得太多了、银行的钱放错了地方。这三个原因，都与中国的经济结构痼疾密切相关。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即使是通过注入流动性的办法暂时解决，也只是扬汤止沸的办法，根子问题未来还会以其他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截至5月末，中国狭义货币（M2）余额高达104.21万亿，同比增长15.8%，M2与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相比，大约是200%。截至3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达65.7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2.76万亿元，同比多增2949亿元。按说中国的货币是充裕的，甚至是过剩的。但是银行手中的广义货币（M1）显然不足了，而M1与基础货币直接相关。中国的基础货币，在近20年来，外汇占款在其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1994年，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例是26.0%；在2005年，该比例超过了100%。再从增量的角度看，从2001年起，外汇占款的增量超过了基础货币的增量，在2005年则超过了3倍。所以，外汇占款的多少及其增量，可以直接决定商业银行手头头寸的多少。
　　但是，今年1月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创历史新高达6836.6亿元，随后数月新增规模均维持在2000亿元以上的水平。5月份中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669亿元，比4月份2944亿元的增量急遽减少77.3%。所以一进入6月份，商业银行骤然感到头寸极端紧缺。那么，该事实表明，中国的货币发行极度依赖于外贸部门，实际上是以出口为“锚”，货币发行受美联储和外界影响极大，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出口而主动交出了货币自主权。
　　因此，拆借紧张问题，正是中国经济不平衡和贸易不平衡的一种体现，这表明经济结构具有重大的疾患。所以，经济政策必须改变依赖外需和重视出口的嗜好，致力于提振内需，也就是说未来经济政策的重视重点要从出口部门转向内需部门。某种程度上来说，让汇率形成制度走向市场化，借鉴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的经验，让进出口的净额和国际收支主导自身币值走向，即顺差则本币升值，逆差则本币贬值，容忍人民币一定幅度升值，可以解决经济和贸易不平衡的疾患。进一步，汇率形成制度更加科学化以后，出口退税压力减少，必然有利于减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人们的收入水平，内需则相应扩大，经济结构自然改善。如果经济和贸易平衡，经济结构改善，内需提振，中国的汇率及其货币发行自然是依据国内的经济状况，不再受制于出口，由于外汇占款减少而导致拆借紧张问题的现象，也自然不会出现。所以，拆借紧张问题折射经济转型问题。
　　另外一个原因，钱被央行收去较多，也是经济结构导致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是16.5%-20%，处于很高的水平；2008年6月以来，中国已经20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美国《1980年货币控制法》规定美联储可以对定期存款账户制定9%的准备金率，而且美国已经几十年没有调整过存款准备金率。欧元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只有1%。中国的比率太高，调整得也太频繁，这反映经济主要是靠信贷的数量而不是利率等进行控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庞大，已经脱离存款准备金的控制，反而导致存款准备金率居高不下。所以，打通影子银行与金融系统的区隔，实行利率市场化，从而逐渐摆脱信贷主要靠数量型手段来控制的办法，基本使用公平的、同一水准的利率手段，会有助于解决一边是存款准备金畸高、一边是拆借紧张的问题。因此，拆借紧张问题还从信贷的角度，揭示经济结构的大问题。
　　最后，银行通过表外的资产，用短期的理财产品做了长期的项目，因此存在期限错配问题，导致在6月底前理财产品集中到期，新的理财产品无法如数发售，因而头寸紧张。而银行之所以热衷于做理财项目，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二元现象，那些受到有形之手支持的行业、企业，往往发展过热，而那些不被有形之手照顾的行业、企业，则过冷。前者可以低成本拿到资金，甚至资金过剩，而后者只有通过极高的成本去融资，从而产生了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在冷热不同的领域里套利，理财产品就难摆脱这一质疑。所以，这一冷热不同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导致拆借紧张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无疑，解决冷热不同的问题，需要继续市场化改革，有形之手要尽量从经济领域退出，让所有微观经济主体平等，包括不再热衷搞什么产业规划和扶持优惠政策、建立各种新区等等。拆借紧张问题，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弊端。
　　治病要对症，拆借紧张问题，反映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一些隐患，所以必须立足于经济转型来解决；而拆借紧张问题的猛烈性，也说明中国经济转型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