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5月23日）北京召开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和以往的经验一样，调价听证会其实就是涨价听证会。好在北京出租车价格确实不高，市民们对涨价早有心理准备，于是涨了也就涨了。
　　但由于此次听证会不涉及增加出租车总量，最终能起到多大作用，尚不明确。解决打车难问题，还得多方寻找出路。
　　缓解打车难的出路，一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分流对出租车的需求。随着地铁新线的不断开通，这个分流过程其实已经见效；其次，或许也是最有“看点”的，则是利用移动互联等新技术手段，挖掘现有出租车的内部潜力。曾有统计称，在以往扫街、趴活儿模式下，北京出租车的空驶率相当高。这部分由于供需信息不对称而被浪费的运力，完全有可能在新技术的帮助下，成为出租车市场上的“新增运力”。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比利润更有力的动员令，没有比市场需求更响亮的集结号。基于移动互联和智能手机的打车应用软件，正是开发商们在利润的诱导下，为缓解打车难而做出的重要贡献。据称某款推广最好的打车软件，已经被2万多名司机选用，通过打车软件“抢活儿”，已经成为某些司机运营方式的首选，应该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是，目前各地却纷纷传出要限制打车软件应用的消息，深圳更是已经领先一步，全面叫停了打车软件的使用。
　　各地限制乃至叫停打车软件的主要理由，是其中的加价功能可能扰乱出租车的市场秩序。就一般理解，这个理由似乎可以成立。但打车软件的加价功能，是乘客向司机发出邀约时的主动选择，与以往司机对乘客的加价宰客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从打车软件的普及速度来看，在打车难的背景下，乘客们其实愿意接受这样一种竞价模式。此时政府横插进来，以一种“为民做主”的姿态，实则剥夺了公众的方便，其合理性、合法性都比较可疑。
　　围绕出租车的审批、运营、管理，早已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以“第三方”角色出现的打车软件，动摇了政府部门和出租公司对司机的实际控制，进而可能影响各方在其中的隐形利益，这或许才是各地限制打车软件的真实原因。已有媒体报道称，在深圳市叫停打车软件的同时，由政府部门主导开发的电话招车平台正准备开通，不能不让人怀疑有为其清理市场空间的想象。
　　其实打车软件的真正缺陷，可能在于其“高技术”特征，会成为老年人等不熟悉智能手机群体的门槛。如果打车软件在司机中全面普及，路边拦车更加困难，这部分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的人的打车难将难上加难。
　　其实这时才真正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出面，为老年人等群体开辟电话打车服务，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而且这种服务应该方便、高效且尽可能免费或低价，而不是与打车软件在市场上争利。
　　政府管理的最高原则，应该是为民谋利。把有利可图的事交给民间、交给市场，把公众切实需要而又无利可图的事主动承担起来，是现代政府必须恪守的原则。具体到对待打车软件的思路，则必须是与民为善，而绝不能是为民设障。凡违背这一原则的做法，必遭公众反对、抵制。目前各地限制、取缔的做法，有陷入这种境地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