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知名学者和财经高官探讨的一个前沿议题是在危机后反思宏观经济政策。此轮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烈度史无前例，也给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传统思维框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首先，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使政策当局需反思管理两类风险各自为战的传统做法，跨界思维提上日程。此外，居民资产负债表和公共资产负债表的联系程度也在加深。金融危机后，美国成立的跨部门金融监管协调机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就由美国财长担任“班长”，修复美国居民在危机中受损的资产负债表是经济新复苏的前提。
在美欧，“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造成的系统金融风险，最终都与财政风险交叉传染。政府直接和隐性的救市计划使得公共财政资产负债表质量下降。部分发达国家的高公共债务风险和过分依靠市场融资的局面，又与金融市场波动形成负反馈循环。
其次，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和边界引发热议，但IMF总裁拉加德认为这种争议尚无定论。在发达国家债务高攀和财政政策空间局促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工具在美、英、日成为重炮手，当传统的利率政策已经触及零边界之后，大规模购买国债等资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频繁使用，将货币政策带入拉加德所说的“未知海域”。专家认为，当量化宽松政策已满“四周岁”之后，其潜在的破坏效应显现，财政债务货币化的倾向使得发达国家央行独立性备受质疑。
IMF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强调日本等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别无选择的政策工具，但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等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批评量化宽松正在扭曲市场机制。IMF的最新研究显示，量化宽松的风险主要不是通过传统的通胀领域得以体现。但是，学界对通胀的影响并未将资本市场的价格泡沫计入其中。连量化宽松的“主战派”美联储副主席耶伦也警告需关注它给金融系统稳定带来的威胁。
第三，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肇源地都是传统的高福利国家。福利支出多年来高攀造成财政赤字增加，削减福利的棘轮效应和危机期间失业救济金等政府转移支付增多叠加，使得危机后公共财政压力陡增。老年化的人口趋势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压力，财政压力又使得政府难以放手帮助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和打建中长期增长战略，新兴经济体如何避免落入传统高福利国家的财政陷阱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