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12月4）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了明年经济工作，为行将依惯例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若干政策基调。其中，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和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很可能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新抓手之一。
　　按照早些年城镇化的实践，一个农民变为“市民”，大抵需要10万元城镇基础设施投资。这还只是满足在城镇生活的“最低需求”，若再讲究点生活质量，还得再投资10万元。在2020年前，按现有城镇化发展规划，至少会有4亿农民进入城镇定居并依靠非农产业生产和生活。仅按此大数字粗略推算，未来8年间，仅城镇化各项基础设施投资，即可达到40万—80万亿元之巨。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修路架桥、建学校造医院、“水、电、气、邮、网、信、银”等基础配套，抑或是盖住宅建商场，还将带动几十个行业上百个制造业部门联动受益，为社会增添大量饭碗，为政府提供可观税收。所以，城镇化既是“稳增长”之引擎，亦是一根带动力极强的经济“撬杠”。在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照常投放且总量仍将逐年递增的情形下，城镇化投资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增量”投资。
　　中国的城镇化在20年前即已逐步启动，迄今无论在东部和中部或西部，城镇化皆有不同程度的实际推进。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是，到去年末，全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0.1%(城镇户籍人口比例占全国总人口的1/3)。可问题抑或现已形成的全国性纠结在于，许多地方，不顾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财政能力，不顾辖地的实际“可化”总人口，把城镇化弄成了“造大城、建新区”的“城镇扩张运动”兼“卖地运动”。城镇化之超大、奢华程度皆以城市作为攀比对象，可城镇居民所希冀的房价低些，做生意税费少些，交通顺畅些，就医、上学、买菜购物方便些，白天抬头能看到蓝天、晚上能数数星星等这些做市民的朴素要求，却越行越远。
　　城镇化的“好经”之所以被许多地方念成了“歪经”，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此前10年各地的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不可持续的“土地依赖”型的“造城”之路。导致城镇功能性建筑密度极低、土地粗放开发、环境严重污染、产能严重过剩……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堆积，关键原因首推城镇政府获取农村集体土地的“征地成本”太低。也即，此前十年的城镇化，是建立于以长期牺牲、损害甚至变相剥夺农民和村级集体经济合情合理的利益、低成本获取城镇建设用地、廉价使用劳动力、环境承载严重超负荷的“一次性城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要明显提高”的要求。这是全国党代会首次将“质量”标准引入城镇化的评价和衡量体系。有质量的城镇化也即通常所说的“新型城镇化”。这一理念之提升，意味着城镇化并非农民变市民和城镇面积之扩张，而是实现生存方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由“乡”到“城”的“质”的提升。就“化”之过程，最核心的无疑是亿万民众基本社会保障和基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即，其“化”之本原，是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城镇通常在县以下。县级政府在城镇化规划制定、方案决策、资源调配、政策制定、组织实施等“化”之各个环节，均承担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在组织实施有质量的城镇化之前，各级政府特别是各县级政府，尤其是县委书记和县长，得首先须解决城镇为谁而“化”的理念更新问题。否则，从明年起国内城镇化进程加速后，稳增长虽能再添新动力，但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后患则将越积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