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潜在内需和持久增长动力。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是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人往哪儿去？二是钱从哪儿来？健康的城镇化，要两条腿走路：在发展大城市群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做大县城发展农村城镇化，实现城镇化均衡发展。
　　城镇化只有均衡，才能健康可持续。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以“四化同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观点，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城镇化这件好事要办好，实现“四化同步”，要做好“五防”。
　　一是防城镇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脱离产业基础的“过度城镇化”。2000年，巴西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超过了80%，但是过度的城镇化也带了很多问题，里约贫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过200万人。我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城镇化与产业发展脱节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被上楼”的运动。无数的农民正在“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农民的生活方式城镇化了，但农民的生产方式却没有城镇化；农民上楼了，但农民的鸡、狗、羊等却不能上楼。农民没钱交卫生费、物业费等，“被上楼”的农民宁可睡在羊圈里也不睡在楼房里。这些都是城镇化严重失衡的表现。
　　二是防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近来有地方片面理解城镇化，采取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地促使农民“上楼”，征用农地，使得人口快速城镇化、土地高速非农化。这种对待农村城镇化“大干快上”的做法，缺乏冷静思考、科学抉择和合理规划，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很可能欲速而不达。何为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应是钢筋混凝土的简单堆砌，而应是农民市民化的转型；不应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而应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的推进；不应是工业化被动牵引下的人口“候鸟式”的迁移，而应是家庭式移民和农民工回归推动工业产业布局的重构；不应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而应是打造绿色生态和智能科技的新宜居城市。
　　三是防止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过度边缘化，避免“半城镇化”过高的社会代价。当前我国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转变，是一种“半城镇化”。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8%，这意味着近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大量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
　　四是防过度利用“土地红利”，谨防“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体制不合理，体制上大量事权下移，但财权上移，导致地方财力与事权严重不匹配，不得不依赖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土地红利”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一方面形成了城市“征地-卖地-收益”的粗放式土地经营模式，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推高了房价，加剧房地产泡沫化，透支居民消费能力，制约了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五是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目前，我国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凸显，农村流动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带来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等困扰。未来缓解“大城市病”的关键是走均衡城镇化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