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时不时地传出地方政府“造城”计划：河南开封千亿“再造汴京”，而山西大同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再造计划却早在2008年就已展开。大同市长耿彦波是在调研10天后就拿出规划，并扬言5年见分晓。大同旧城街道名字恢复古风，而代王府、华严寺等文物修复也是工程重点。大同老城内所有的现代建筑将搬迁出去，以恢复传统城市布局。
　　无论是造城背景还是方式上，大同的造成行动与此前曝光的开封造成计划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历史古城，又都在发展浪潮中日渐式微，并都是从“历史”着墨，大有“复兴”之意。与此同时，两大造城冲动都属于经济下行背景下，城市自谋出路的典型例证。
　　这种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投入，在投资风险的考量上不能不慎重。造城，意味着将原先的城市发展脉络全部重新打乱再洗牌。特别像大同将替换所有现代建筑，恢复传统城市布局，这更涉及到产业发展、居民生活、民生等诸多城市发展要素，基本上等同于彻底与以往的城市生态切割，由此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是破坏不可能被完全忽视。而这一“宏伟蓝图”居然是在热衷城建闻名的新任市长调研10天后即“画”出，不得不给人“心血来潮”之感。
　　造城计划所要耗费的巨大投资，更使得“复兴”计划蒙上了“豪赌”的意味。以开封为例，造城行动仅拆迁一项就将耗费1000亿元，相当于开封20年的财政总收入，那么在经济形势未明的情况下，后续建设投资如何跟进，确实是个疑问号。如发行地方债，也将面临政策风险。因为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中，已经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动辄千亿的投资效应下，造城冲动的更大隐患在于，它依然未能脱离以巨额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窠臼。事实上，开封、大同这种资源和历史禀赋都有优势的城市已经在这种模式上处于弱势地位。它已经证明，这种单纯的投资拉动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而仅仅只是将问题延后并累积。如果再次以这样的手段去满足“稳增长”的需要，只会让泡沫越滚越大。
　　“稳增长”目标本身就涵盖“调结构”的内在诉求。造城计划虽说通过巨额投资能带来明显的“稳增长”效应，且以复兴旅游产业的目的也看似带有“调结构”的倾向，但片面的投资需求又势必削弱消费的拉动效应，很可能再次落入“稳GDP”的发展陷阱。而看似有理的发展第三产业，在未经充分的市场调研和产业规划的情况下，也是“理想高于现实”，最终效果不容乐观。近来曝出的“梁祝故里”投资失败，“孙大圣故里”烂尾就是很好的反面例子。
　　可以预见，在经济的下行区间，面对“稳增长”的现实压力，各地都会绞尽脑汁谋求新的发展空间。造城计划与其说是城市主政者的“一厢情愿”，不如说是发展危机之下的应对之策。诚然，这种模式可能依仗短时期的大规模投资，产生“速成”效应，但是无论是从长远发展还是投资风险来看，都将埋下巨大的发展隐患。
　　在“稳增长”目标背景下，如何细化政策调控，对不同类型城市和地区作出更为针对性的政策诱导，显得日益迫切。这既是防止地方盲目投资的必要之举，又是兼顾民生和“调结构”需要，确保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