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今年以来经济增长持续回落的状况，应当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宏观需求政策的基本稳定，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根据国内外环境和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财政、货币政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通过稳定经济增长，达到稳效益、防风险的目的。近期国务院相关部委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电力、水利、城市轨道交通、高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进度有所加快，进一步下调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根据物价变化降低存、贷款利率等，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促进结构调整

　　面对经济下滑，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作用，促进投资、消费平稳增长，平抑经济波动，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今年也是“十二五”时期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十分艰巨。无论是防止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还是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供给政策均有较大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在宏观需求政策预调、微调的同时，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不仅有利于激发供给活力、稳定投资增长、增强相关领域的供给能力、缓解瓶颈制约，也将为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中长期经济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供给政策的一个重点，是加快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提高微观主体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简单的数量和规模扩张空间已经不大，传统的粗放型经营方式、盈利模式难以为继，等待新一轮高增长来临从而化解矛盾和风险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唯有调整经济结构、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才能适应新的发展阶段。为此，需要采取金融、税收等多种措施，支持企业通过关闭、并购、联合等途径加快组织结构调整，促进大企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逐步形成与中速增长阶段相适应的新盈利模式。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大和落实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拓宽市场准入范围、缓解融资瓶颈、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创业促进和带动就业，确保我国就业水平总体稳定。
　　供给政策的另一个重点是以价格、投资“双放开”为突破口，推动电力、铁路、石油、金融等基础产业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短期内可以增加投资需求，缓解供给不足，并通过强化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效减轻通胀压力；中长期则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促进基础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我国市场化改革进展不平衡，部分基础行业和要素领域价格不顺、放开不够、竞争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有的地方发电能力利用不足，能源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有的地方却严重缺电，经常出现拉闸限电的现象；铁道部债务负担沉重，投融资能力下降，而大量行业外资金难以进入，市场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成品油价格高企，社会公众不满情绪增加，三大石油公司的炼油企业时常亏损，上亿吨可以赢利的地方企业炼油能力由于油源不足难以充分利用。土地价格偏离均衡水平，一方面，城市商业性地价被一再推高，成为部分地区房价暴涨的主因；另一方面，优惠地价甚至实质上的零地价，成为地方招商引资、争夺投资项目的重要手段。在金融领域，银行资金充裕，难以有效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影子银行、民间借贷在金融压抑的情况下盲目发展。企业财务费用和利息支出大幅上升，银行业则凭借高利差和各种收费获取非正常的高利润。如此高成本的资金，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流向资金链紧张的领域或用于投机炒作，这无疑放大了杠杆效应，积累了金融风险。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微观上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观上则出现了产品或能力供给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并存、能源资源和要素价格不合理上涨等现象。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着力推进基础产业和要素领域改革，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不仅是应对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手段，也将为中长期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积累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大幅度滑坡的压力。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一方面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等，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深化对外开放。经济增长在经过了1998年—2001年的调整后，伴随着住房、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民营经济迅猛发展和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充分发挥，新世纪的前十年经济年均增长超过10％。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此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注入了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