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保持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保持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这样的表述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上曾经出现过，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出现尚属首次。中央首次提出“保持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这在当前“稳增长”的大背景下，无疑具有明显的信号意义。

　　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未雨绸缪

　　根据最新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我国经济出现了连续七个季度增速下滑的现象。尽管经济增速仍保持在预期范围之内，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因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应对。事实上，针对企业投资增速下滑的现象，今年以来，央行加大了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力度，先后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下调基准利率，并于公开市场连续六周启动逆回购操作，通过向银行提供充裕的流动性、降低市场利率，达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拉动投资的目的。
　　目前，稳增长已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货币政策稳中趋松的态势正在形成。当前社会总需求尚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通胀压力的消退也为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提供了空间。下一步央行还会通过继续出台诸如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等政策进行适度逆向调节，来对冲不利的外部冲击，以引导货币信贷的适度增长。而且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下一步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力度会有所加大。

　　民间投资意愿低下

　　但我们也要清楚的看到，货币政策全方位的宽松并没有带来对经济活动的预期效果。今年年初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压力增大、CPI持续回落，政府确实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稳增长”政策，前几个月新增贷款也都维持在相对高位。但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再也难以像2009年那般立竿见影。在提振投资方面，除了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项目外，其他投资领域依然令人堪忧。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月份制造业PMI数据为50.1%，环比继续下跌，创出8个月的新低。这意味着当前的经济下行趋势仍未结束，上半年以“降息、降准”为核心的“稳增长”政策，并未起到实质性效果。在二季度GDP增速降至7.6%之后，如果PMI继续下行，三季度GDP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回落，下半年“稳增长”的任务会更加艰巨。种种证据表明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货币扩张政策对经济失去了拉动效果。
　　流动性陷阱，是由凯恩斯首先提出的，是指当利率水平十分低下时，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也无法激起企业的投资欲望、个人的消费欲望，即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刺激经济活动。由于前几年的天量信贷扩张，国进民退现象加剧，使得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不少领域陷入产能过剩的境地，以公共部门主导的投资扩张，也面临瓶颈突破的问题。而民间投资更是因为成本飙升、资产泡沫、缺乏优秀投资机会等原因，进入实体经济的意愿十分低下。
　　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民间投资意愿低下。诚然，成本飙升、产能过剩等是民间投资意愿低下的重要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是投资空间的缺失。相对应的，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流动性不足，而是优质借贷客户的减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等放松信贷的政策刺激的着力点过于依赖财政货币的数量扩张，而制度变革、市场化疏导工作则进步迟缓。比如金融改革虽然在温州开始试点，但是并未有较大的实质性进展。再比如“新36条”颁布至今以来，依然只是停留在纸面，民间资本显然还没有看到重回实体经济的大好机会降临。结构性问题不解决，盲目依靠利率杠杆进行调控，并不能将经济从下滑的颓势中解救出来。
　　事实上，陷入流动性陷阱的，不止中国一家。日本已在流动性陷阱中挣扎了20余年，美国、欧洲亦身陷其中，究其根源，乃政策应对上的失误。日本、美国、欧洲，各自有着不同的基本国情、经济结构和社会矛盾，但是政策决策者却忽略了各自国家的经济结构问题，都试图利用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来解开经济的结构性死结。天量的货币扩张，的确能够暂时缓解经济下滑给整个社会和民众生活带来的冲击，但是并不能拆解结构性难题。在此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剂量越开越大，边际效果却越来越差，隐含的金融风险更是以几何级数上升。

　　坚定推动重点领域改革促进经济转型

　　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我国出现的流动性陷阱和经济增长放缓的现象，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进行单方面调控是远远不够的。此时，亟须相关财政政策和其他深层次改革措施予以配合。从当前我国经济现实状况看，大幅度减税、优化投资等措施更符合市场心理，是令中国经济重回佳境的正解。
　　在税收方面，要继续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并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率，从而在实体经济层面起到放水养鱼的效果。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税收依然维持着相当高的增长规模。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6.4万亿元，这一数字是2002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倍之多。可见，减税步伐有待进一步提速。
　　在优化投资方面，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大对投资的结构性支持力度。具体来说，应加大对符合国家战略导向项目、民生项目的建设来稳定和促进投资；注重有效投资，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防止产业资本过度沉淀楼市，保证促进民间投资的相关政策切实落地，激励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
　　在经济转型方面，政府需要提高对经济减速的容忍度，通过坚定推动重点领域的深入改革来促进长期经济转型。政府应当严格明确行政边界与权力边界，逐步放开民间资本投资领域，促使垄断管制领域向市场化方向转型，提升微观经济主体的内生动力，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发展，发挥并强化创新驱动作用，促进产业升级，加强市场竞争力。
　　曾经我们依赖巨大的人口红利、丰富的自然资源、较低的货币化和城市化水平，以粗放式的投资、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而如今，传统的低工资水平已经不可能再维持，而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货币存量M2与GDP之比也已接近200%。这些因素的制约，都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能重走老路，而必须走向以创新带动效率，投资消费旺盛、民间活力四射的新路子上，这才是保证经济迎来新一轮崭新增长周期的好办法。（第一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