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探讨治理产能过剩的思路，才能更客观、科学地寻求解决的新途径和可能性。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积极主动创造外需，让产业资本走出去，推进“产能输出”战略，不仅可以缓解内部供需矛盾，也必将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带来更大收益。
“产能过剩”的痼疾在应对危机过程中重现，引发了大家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滞后更大的忧虑。由于多年来我们一直没能有效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难题，恰逢全球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往“大进大出”经济循环被打破，“周期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叠加遂使矛盾进一步凸显。更为严峻的是，中国重工业化的产业背景更延长了“产能过剩”的存续时间。因此，治理产能过剩这个长期问题必须有长期战略。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疲弱的消费需求严重制约了发达国家的复苏，其家庭资产负债表遭受严重损害，居民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既往的负债型消费模式。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导致的需求缺口短期内很难有效填补，全球经济都呈现出总需求不足的状态。受外需萎缩、贸易壁垒、通货膨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出口产业严重受阻，使得外需性产业的“产能过剩”矛盾越来越尖锐。伴随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行周期，社会总供给明显大于总需求，伴随存货同比的持续显著上升，整体宏观经济步入了
“去产能化”阶段。
过去30多年间，我国曾在1996年至1999和2005年前后出现过两次较大的“产能过剩”，但本轮“产能过剩”与前两次有个很大的不同，是重工业部门普遍过剩。早在
2006年，国务院就将十个行业列为“产能过剩”行业，而到2009年“产能过剩”行业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十九个。上一轮经济周期推动的扩张性投资，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表现为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
根据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产能过剩”可以划分为“周期性产能过剩”和“非周期性产能过剩”（主要是指“结构性产能过剩”）。周期性的产业过剩可能会随着经济新一轮复苏有所缓解，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却难以得到有效缓解。目前，我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其中，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主要是铜）等的产量都已达到或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现在大家都已明白，中国“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增长模式无法再持续，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从由大量消耗资源的模式，转为由通过改善资源使用效率所推动，但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这部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治理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
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一般均衡往往是短暂的、相对的，而不均衡则是长期的，绝对的，产能过剩时常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产能过剩”也并非中国独有，巴塔耶60多年前就在《消耗》一书中指出，任何增长都是有限制的，个体增长触及极限后，就不得不将原本用于增长的过剩能量消耗掉，以保持自身不致崩溃。当年，美国和日本正是依靠马歇尔计划和制造业的产能输出，保持了两国经济系统的平衡。
美日的经验给中国提供了很大的启示，促使我们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探讨治理产能过剩的思路。从全球看，由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别巨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在一国显著过剩，但从某一国际区域来看并不过剩。比如我国2009年产磷肥1386万吨，过剩无疑，但由于越南、菲律宾等产水稻的国家缺乏磷矿资源，而中国出口又存在成本优势，这样将中国及东南亚、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磷肥产能并无过剩。
如果从上述视野来审视当前我国的产能过剩，就能将我们目前认定的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细分，并能更客观、科学地寻求解决的新途径和可能性。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势在必行。每次大危机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的调整过程中，势必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来重新分布优化产业布局。中国应争取实现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
今天看来，这个目标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对纺织、鞋帽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可通过“走出去”的途径，在其他国家生产、当地销售或出口，这能绕过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其次，加快汽车业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输出，加快占领新兴市场迫在眉睫。目前，中国汽车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一方面自2011年以来，中国汽车业正在进入增速回落期，2011年的销售量仅增长2
.5%，而汽车业产能却进入爆发式增长期，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也就是说，三年后我国汽车年销量要增长一倍。因此，加快汽车业“走出去”，占领非洲、亚洲和拉美等迅速成长的新兴市场，意义重大；最后，在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推动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眼下舆论高度关注经济下行趋势，可要我说，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经济转型的压力远远大于经济下行的压力。从时间周期看，中国的“产能过剩”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此，积极主动地创造外需，加快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积极推进“产能输出”战略，不仅可以缓解内部供需矛盾，也必将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带来更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