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部分大型企业效益下滑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加之对外出口仍然受到发达市场经济衰退的牵制，近来对于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能否实现的担忧开始出现。一些地方呼吁中央再次出台经济刺激措施，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实现全年“稳增长”目标。鉴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性和深远影响，我们不赞成以年度经济目标指导政府投资和全社会投资活动，目前的重点应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目标出发，破除体制性障碍，促进国内生产性投资增长，从而更好地协调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控物价和惠民生等诸多宏观调控目标。
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后，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工业领域中的投资持续增加。根据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数据，民间投资已占到全部投资比例的62%，占据了生产性投资的主体地位。2011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中的73%是非国有部门创造的，一定程度上说明民间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在民间投资地位增强的同时，我国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和政府投资方向的调整，也使得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逐步退出生产性投资领域。
当然，政府对于社会投资活动的控制力依然很强，目前重大生产性建设项目仍然需要省或国家发改委审批，发改委批文仍然是商业银行项目贷款审批所必须的要件之一。如果说投资项目审批是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手段，那么有关政府部门审批项目的标准和效率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短期经济指标的影响。在经济出现过热危险时，会限制一些项目上马；在经济出现下行风险时，又会推动投资项目尽快通过审批和组织实施，以期用增加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对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工程而言，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财力适当控制节奏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生产性投资受特定产业周期影响较大，很多时候产业周期与宏观经济波动并不一致，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更是如此，投资项目审批有必要更好地协调产业政策与总量调控的关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刺激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和管理通胀预期均发挥积极作用。社会经济总体平稳渡过危机期。当然，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宏观政策特别是与生产性投资有关的总量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并不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成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9年以后，我国在农业、水电气生产与供应和信息产业等领域的投资均出现不同程度地下降，这无疑会影响国家促进食品安全、农民增收、改善民生及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信息化的政策效果。同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投资增长比较缓慢，也不利于自主创新和社会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起到关键性作用。也就是说，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的形势下，能否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实现“三化”的必要条件。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需的大量新增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否在短时间内完成，目前还有待观察。
在工业领域，传统制造业中被逐步淘汰的落后产能，需要被以新型工业装备为代表的先进产能所代替，传统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重点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工艺水平，决定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效率。上述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大规模技术改造和创新投资的支持。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代表技术改造投资的设备和工器具购置总额从1995年的375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5.2万亿元，在总量上实现了飞跃性增长，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增长和转型。
但我们还应注意到，近年来技改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24%下降至21.4%，这可能是房地产价格上升，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土地购置和厂房建设的投资增加所致。但无论如何，考虑到技术改造投资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保持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不变和适当提高是十分重要的。在我国，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技改投资主体已从政府转向企业。而企业中具有相应投资实力的又主要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垄断行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任务没有全面完成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是否有足够动力和能力完成高效率的技术改造和创新投资，是存在疑问的。另一方面，民间资本进入关键产业领域仍有不少障碍，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具体政策今年陆续出台，但是其政策效果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综合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需要看技术改造和创新投资的增长速度、新产能的形成速度以及运行质量。
生产性投资动力不足的问题也体现在国内上市公司群体中。据Wind资讯统计，2011年我国约2400家A股上市公司由于投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出近10万亿元，同比下降25.5%，实际上这一下降趋势自2009年就已经开始。还应当注意的是，自2006年以后，上市公司投资支付的现金数额同投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出之间的缺口开始加大，表明上市公司收回投资以后继续进行投资的意愿不强。投资收益的增加尽管能够优化企业当年业绩表现，不过这种趋势性的净投资减少，显然并不利于公司构筑长期竞争实力。对于身处环保、生物技术、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而言，其投资的减少还将直接影响到整体经济转型的进度。面对当前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投融资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有可能顺应潮流积极增加技改投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完成自身生产方式和产品结构的转型，不过这类企业行为仍需要足够的外部压力促成。而投资活动的增加将减少企业当期可分配利润并有可能提高财务杠杆，其对公司股价的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此外，促进上市公司投资的外部政策环境还没有完全成熟，针对民间投资的鼓励性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落实。A股市场有大约1200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民营企业，如果不拓宽民间投资领域，这部分上市公司的投资积极性将很难释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交通运输、水利、环境、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民间投资占比偏低，在破除体制性障碍以后，配合适当的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这些领域有可能成为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热点。
综合以上分析，生产性投资不仅能对短期经济增长发挥正向拉动作用，而且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离不开生产性投资，特别是技术改造和开发性投资的持续增加。因此从协调短期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增加全社会的生产性投资乃当务之急。除此之外，与民生联系紧密的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投资，作为经济转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这部分投资完全可以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吸引民营企业和各类非盈利社会组织来完成，而不必过分依赖政府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