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10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教授海闻发表了题为：“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主题演讲。海闻表示，尽管从大方向来看，中国经济很可能能够持续高速增长四、五十年，目前已增长30年，也就是说还能高速增长20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处理好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中国当前需要重点解决好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问题，这就要在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多方面推进改革。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向生活富裕的发达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当代中国人有责任让这个国家经济起飞。

　　海闻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码能够持续四五十年，五十年也很有可能。尽管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的一些问题，中国经济现阶段会在短期内出现波动，但仍会有8%的增速。
　　他的论断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国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何为起飞阶段？海闻介绍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认为人类社会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中间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起飞阶段。罗斯托将经济形容为飞机，在地上滑行速度很慢，然后就在空中了，而从地上到空中是最最关键的时间，是社会的一个蜕变。
　　这个变化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原来以农业为主逐步变成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逐步变为大部分人居住在城镇。
　　从这两个结构变化的现状来看，当前中国还处于这个起飞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农业已下降到只占GDP的10%，但是服务业比重还不够。以美国为参照，美国的服务业占到快80%，而中国只有40%，产业结构的变化只走到了一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还正处在起飞阶段，发展速度不会慢也不能慢。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刚刚降到50%以下。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是超过5%的。这就说明，中国还有40%左右的农民需要转移。
　　要解决农村人口转移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农村的人口必须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城市里面必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来吸纳就业。根据经济学中的奥肯定律，每2%的GDP增长能够降低1%的失业率。中国目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但是如果加上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这个数字就会很大，这就需要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推动农村人口的转移。
　　有学者认为，GDP增长过快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能源不足。针对这个问题，海闻的解释是，中国目前GDP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化和市场进一步分工，使原来隐形的GDP显现了出来。未来如果GDP的增长主要是由服务业发展拉动的话，就不会出现环境污染和能源不足的问题。
　　海闻认为中国经济会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特有的市场规模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海闻说，早年决定国家比较优势的是技术上占优的产业，然后是资源配置占优的产业。现在，技术可以转让，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决定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是成本。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大，同种产品国内需求也大，同样的研发成本，平均摊到每一件商品中就会很小，所以中国就具有了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只要中国国内的市场规模可以进一步发挥出来，中国就可以延续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
　　第三，中国的体制改革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海闻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还存在许多缺陷。这些缺陷恰恰说明中国的改革还有空间，还能够继续通过改革来推动生产力发展。
　　以中国的农业问题为例，中国农业经历的大发展，关键之处在于制度，好的制度能够把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调动起来“体制的改革非常重要，市场经济的魅力在于利润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中国应当坚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而不能因为市场失灵就把整个市场经济推翻。”他说。

　　在谈到2012年中国GDP增长速度时，海闻判断，今年GDP同比增速不会低于8%。不过他同时强调，尽管中国经济的起飞还没有完成，中国经济还有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面临着挑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出现大的波动。
　　第一个是怎样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海闻认为，近几年中国经济波动很大，从2007年起，宏观经济屡次出现通胀和通缩的趋势，今天中国经济还出现了硬着陆的苗头。政府已经意识到宏观经济的问题，在政策上已经有所放松。
　　但是在政策执行方面，中国存在着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国现行的体制属于地方计划经济，既不像中央计划经济时从全盘来考虑经济布局，也不像完全市场经济时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国现在有130多家汽车制造商，这一数字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等国。地方政府出于政治考虑还在实行计划经济，结果许多省份产业布局雷同，这种“集体行动”造成了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
　　海闻说，中国作为大国，对市场有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往往会伤害到自身。以进出口为例，中国在某一商品上出口量大，一方面会压低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另一方面相应的该商品原材料价格也会上升。中国进口某种商品，这一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就会上升，中国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海闻认为，中国现在出现的许多问题，正是集体行动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做法，不能任何事都统一行动，尤其政府不能追求全国人民都一致。原本需要分流的东西，就不应该集中去做，在产业上更是如此。
　　第二个挑战是从微观层面来讲，如何提高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如今中国的企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企业需要转型升级，需要兼并重组。
　　海闻表示，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企业经历了一场为全球化做准备的战略重组，通过不断地兼并整合，创造出了企业规模，为实现全球竞争打下了基础。政府在企业整合过程中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利于竞争，企业规模偏小但是涉及领域过多，政府资金投入分散，整体产业缺乏创新能力。以制药产业为例，美国辉瑞集团每年能拿出80亿到100美元做科研，这是中国企业根本无法办到的。
　　第三，中国必须解决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市场越发达，市场失灵的问题就会越严重。
　　海闻认为，中国社会现有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收入分配问题、房子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等，并不是市场能解决的。所以市场失灵的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

　　海闻着重地谈了如何解决社会分配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要区别对待收入差别和收入公平这两个问题。中国现在确实有着很高的基尼系数，但是我们要批评要控制的是利用特权获得不公平收入的问题，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差别上。
　　中国具有很长历史的均贫富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是与市场经济相冲突的，在工业社会，市场经济不仅仅是要解决生存问题，还需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海闻认为，消灭贫困比缩小差别更能促进社会进步，如果各方面都在不停地强调缩小差别，很容易助长社会上的仇富心态。
　　至于谈到如何缩小收入差别的问题，海闻认为最关键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农民的收入。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方面，在海闻看来，加速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人们对于医疗的需求大于GDP增速，这是由人的需求台阶决定的。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着垄断，导致供给量少价格高，所以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打破垄断。
　　但是还要看到，在中国的医疗和教育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解决这两个领域的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
　　那么如何解决医疗领域存在的问题？医疗改革当然是可行之策，但是海闻认为，中国目前的医疗改革方向不对，医疗改革难的核心问题是相对供给不足。同时，与美国相比，中国个人所承担的医疗费用高，原因是支付系统不完善。
　　对于压低医疗价格，海闻是不赞同的，因为当价格低到一定程度时会抑制供给。他认为，解决医疗改革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增加供给，鼓励社会投入，民间办医院。在这方面，政府应当把医疗行业当成特殊的服务行业，对其进行财政补贴，在制度上保证医疗对社会的服务。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的医疗改革必须把医生作为核心，将重视对象由医院转向医生。
　　二是要解决支付问题。在这里海闻讲到了医疗支付的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是对医院进行补贴，美国模式是对病人进行补助。从经济学上来讲，英国模式是社会福利，美国模式是解决市场失灵。他认为，高福利正是欧债危机的根源，以中国当前的实力和对未来的考虑，中国应当采取美国模式，首先要解决穷人的看病费用问题。
　　此外，中国还应当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其好处是一方面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在医院与保险公司之间建立一种监督机制。
　　教育问题是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海闻认为，中国现在的教育没有遵循教育的规律，学生被禁锢在做题上。中国要想成为国际大国，需要的是创新人才、国际化人才和能够适应工业化的人才。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政府需要提供培养技术工人的机构，以解决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缺陷。海闻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大学教育体系。他说，美国的大学教育体系是宝塔形的，以加州为例，加州大学有十个校区用于培养尖端科研人才，加州州立大学有二十个校区，但是最高只提供硕士学位，而社区大学有遍布整个州的近百个教学点，主要提供培训教育。在这个教育体系内，学生是可以流动的。而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只关注高学历，很少注重基础教育，甚至缺乏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有大批农民进城，未来二十年必须考虑如何教育这些人的问题。
　　第二，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没有解决。中国有8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子女，其中，有大约2000万在城市里上学，很多城市根本不管他们的教育问题。其余6000万的留守儿童，子女与父母之间容易出现感情问题，甚至容易出现犯罪现象。海闻说，农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的基础教育，这个问题比大学生毕业买不起房更为严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市场失灵，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
　　第三，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问题。海闻认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问题十分急迫。二十年后中国一定是国际大国，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我们不仅需要培养国际经济人才，还要培养国际法律人才、国际政治人才、工业化人才和服务人才。中国的大学教育必须得开放，吸引国际上优秀人才来大学里教书或学习。当代年轻人必须为将来的国际化做准备，不光是语言，还要在理念、规则、知识上与国际接轨。
　　住房问题是另一个大众关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海闻认为，首先，人们对住房的预期不能太高，因为预期越高，人们的幸福感就越会下降。其次，住房与教育和医疗一样，存在双重性，既有市场的一面，也有市场失灵的一面。政府要做的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为买不起房的穷人提供廉租房和政府补贴，而不是干预整个房地产市场。
　　海闻谈到了中国目前推行经济适用房的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比如经济适用房的享受主体应该是穷人，目的是保证穷人有地方住，而不是将房子便宜卖了就是经济适用房。在经济适用房的推行过程中存在着不公平现象，许多富人也在享受经济适用房。

　　海闻认为，如何度过国际环境的特殊阶段，对中国来讲将是一个考验。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突然崛起，都一定会打破世界平衡。所以中国既会面临政治上的考验，也会面临经济上的考验。
　　海闻指出，美国在1999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矛盾对象了。“911事件”后，美国将主要矛头指向恐怖主义，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中国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在经济上，海闻讲到了反倾销的例子。他说，以前美国是不在乎中国的出口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威胁到它的利益。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美国开始对中国反倾销，因为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它的国家利益。
　　应对当前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海闻认为：
　　第一，当务之急是必须要解决改革的问题。首先是国企改革，以前的国企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如今随着国企的壮大，国际社会在质疑中国国企的发展模式，美国等国用各种反倾销反补贴抑制中国国企，国内也对国企非常不满。所以今后国企的改革，更多的是要创造一个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其次是税收体制改革。海闻认为，中国的税收体制改革非常重要。他比较了中国地方政府和美国地方政府两种不同的政府行为。由于中国地方政府主要税收来源是营业税、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了增加税收，地方政府都十分热衷于发展总部经济，造成了中国企业小而全的特点，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反观美国，美国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是财产税和消费税，这两个税种跟企业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地方环境，所以美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努力就是能够把地方环境搞好。还有一个就是教育改革。海闻认为，教育改革要在这几个方面努力：城市在基础教育上的投入和改革，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必须重视起来；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要改变中国目前高校过于集中的现状；高等教育的模式要改变，要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重点等等。
　　第二，中国政府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发达，社会大众需要政府的鼓励和示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要做的应该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不是继续干预经济。解决市场失灵不能用计划经济的办法，要有更为行之有效的策略。
　　第三，整个社会需要调整心态。海闻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很快，但是中国的文化发展有些跟不上，在很多方面，中国人的观念存在着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不协调的地方。当前中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小农心态、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悲情主义，这些都不是大国和强国所应有的心态。随着中国逐步成为负责任的国际大国，这些心态都必须要改变。
　　第四，要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中国需要让世界各国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国际公关非常重要，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有时候甚至需要吃点亏，以吃小亏的方式来避免更大的矛盾和冲突。
　　最后，海闻说，现在中国处于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正在向一个生活富裕的发达国家迈步，所以当代中国人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中国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是有很多不够好的方面，但它的基本面是向上的，是在进步的。当代中国人有责任让这个国家能够更好地度过这个起飞阶段，使我们国家成为真正的富裕国家。

　　链接一：市场失灵的经济学范畴解释

　　经济学范畴上的市场失灵，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公平性问题。市场不管分配的问题，市场经济的魅力就是创造差别。能干的人富起来，不能干的人穷下去，市场越发展，就越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穷人如何生活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是外部性问题。外部性的东西是市场不包括的，它分为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企业在创造GDP的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污染的环境就是负外部性，而新科技的产生、人才的培养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收益，则是正外部性。

　　链接二：竞争优势主要靠规模经济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谈到国际贸易当中的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他指出，专利的出现，不光保护了企业的创新，更保护了企业的生产规模。然而现在专利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对企业规模的保护越来越弱。如今，决定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是规模经济，近些年来自由贸易区的出现，就是为了扩大市场规模，降低成本。

　　问：城市化进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城市化是体制上的一个改革，进城的农民不该被当成农民，要当做城里人。所以这时候政府要取消户籍制度，逐渐地给农民一个同等的待遇，这是城市化的根本途径。

　　问：美国的教育也存在着很大问题，美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水平越来越低，许多美国企业到中国来招人，这个问题如何看待？
　　答：这说明美国人很善于运用全球的人才，也反映出美国的开放政策。美国的教育肯定存在问题，但是与中国相比，它的问题较少。人才多种多样，美国培养了很多的医学人才、商学人才和法学人才。这个社会并不需要很多的理工科人才，因为理工科需要的是少数精英的创新，但是进入发达社会以后，人文学科就会需要很多的人才。美国的教育注重培养个人能力，同时善于引用全球的人才，开放的心态很好。

　　问：国有企业改革会不会出现国有资产被贱卖的情况？
　　答：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是把所有国企消灭掉，更重要的是允许行业准入。比如银行业和航空业，能不能允许有条件的私人企业去搞。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意味着所有国有企业都要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原来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两步走：第一步是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这个基本上已经完成，国企不再是百分之百国有了，而是国家控股的上市企业。第二部是国有股减持，这个计划初衷很好，但是后来停止了，原因是国有股减持冲击了股市，使股市下跌。国有股减持是需要有步骤的，分期分批减持是可行的。
　　国有企业是不是被贱卖，主要是看处理过程。如果通过一个公开公平竞争的规范的市场减少国有股在企业中的份额，并把钱用于投资公共事业，就不会存在贱卖的问题。

　　海闻，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副校长。
　　工作和学习经历：1969.03-1978.03，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下乡；1978-1982，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年-1983年，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经济系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4年-1991年，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系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1990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圣克利门托)经济系讲师；1991年-1992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讲师；1992年-2002年，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职)；1995年至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1995年-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2002年-2005年，北京大学校长助理；2005年至今，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原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院长；2005年至今，北京大学副校长；2008年至今，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