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与银行业利润分化加大
2012-04-09   作者:徐策(国家信息中心)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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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公布的2011年年报显示,五大国有银行净利润超过6700亿元,全部商业银行累计净利润达到10412亿元。一时间对于“银行利润”高增的讨论异常火热。笔者认为,银行高利润是一个必须予以正视的现象。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实体经济乏力的情况下,银行业利润继续“高歌猛进”,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经济发展和运行中存在着深刻矛盾。要解决银行高利润带来的影响,不能简单依靠调整利率来缓解矛盾,而必须要抓住根本,通过调整发展战略,完善金融组织结构,推动综合体制改革,系统地予以解决。

  实体企业利润与银行利润增长分化是当前经济运行中一个重要问题

  1,当前银行业和实体行业利润增长分化特征明显。

  最新公布的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显示,在已经披露年报的这1033家公司中,盈利增速同比较2010年放缓的达到670家,接近六成,有343家上市公司的利润同比增幅为负,即利润下滑。
  作为中国最优质的企业,上市公司增速大面积放缓,反映的是整体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印证了实体经济部门利润堪忧,2012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060亿元,同比下降5.2%。
  然而,银行业利润增长却一枝独秀。最新公布的2011年年报显示,五大国有银行净利润超过6700亿元,全部商业银行累计净利润达到10412亿元。这表明银行业和实体行业利润增长已经明显分化。

  2,银行业与实体行业利润分化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运行。

  银行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果说实体行业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骨架”和“肌肉”,那么银行业则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气”和“血”。如果缺乏银行业的支持,国民经济“气血虚亏”,则实体行业必然难以强健;如果作为“气血”的银行业不能对实体行业的各个部分进行充分有效地支持,则表现为国民经济“气血不畅”,势必将出现不同行业间、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的冷热不均;如果银行业利润丰厚,而这一利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以为实体行业提供支持的基础,则表现为“气血旺而肌体虚”和“虚火上升”,必将造成国民经济系统病态发展格局。
  银行业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实体行业的成本。银行业收入增加,如果是建立在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上,这部分成本很容易为实体行业所消化;而当经济处于下行期,实体行业对于这一成本则难以消化。银行业与实体行业的利润增长出现明显的分化,对于宏观经济运行而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条件下,这表明经济系统“虚拟化”程度在上升。这一方面不利于实体经济的恢复,甚至可能导致信贷危机,进而逐步演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在于其错误的导向性。对于从事实体行业的企业而言,由于主营业务利润不断下降,在观察到银行业利润高涨之后,便希望参与到以银行业为核心“虚拟化经济循环”中。而一旦加入这一循环,其获取收益远比踏踏实实从事实体行业的研发、创新、转型和升级容易得多,而且高得多。
  据了解,有不少国有企业以其自身优势获取相对低成本贷款,或者转贷给中小企业,从中获利;或者通过资产并购的方式获取收益。可以为证的是,从部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显示,企业主营业务利润亏损,而资产业务利润却实现大幅高增长。这一格局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且更不利于营造创新的环境。

  深刻认识银行高利润成因

  1,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平均利润率规律中探求把握银行高利润现象的科学视角。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篇中论述了有关平均利润率的理论,他指出,“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本来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
  深刻把握这一规律,必须要认识到两点,一是尽管各个行业利润率在具体的时点上存在一定差异,这是由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但总体趋势是向平均化的方向发展,过高的偏离是不可持续的,也必将造成对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关系的严重破坏;二是平均利润率形成是不同行业间资本竞争的结果,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不同行业之间进入和退出的成本较低,资本可以在不同行业间相对自由的流动是利润平均化的重要条件。
  金融资本是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而“获得独立生命”的资本,它也要求参与分配并获取平均利润。按照平均利润率规律,金融资本持续高额利润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正像马克思所讲,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是由债务按指数速度增长而不管实际生产能力的增长如何的趋势所引发,对越来越多的债务征收的利息汲取着商业和个人收入,使得可以用于商品和服务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使经济萎缩,利润下降,这又阻止了对工厂和设备的新投资。反思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大概均是如此,当金融资本过度地侵占了产业资本的利润时,经济出现过度虚拟化时,势必要出大问题。

  2,银行业的垄断性质是获得高利润的重要原因。

  尽管随着市场化改革,银行业竞争环境得到一定改善,但严格的准入使银行业依然保持的垄断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利润平均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利率由政府决定,持续保持大幅利差,近年来一年期存贷利差持续保持在3%以上,银行可以非常容易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以至于在2011年,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仅占19.3%,利息收入高达80.7%,使银行业在整体实体行业利润下降的条件下被贴上“暴利行业”的标签。
  银行日渐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造成国民经济“气血虚亏”、“虚火上升”。由于银行业获利容易且十分丰厚,使得银行业自身缺乏创新动力,进而导致银行业务收费和服务缺乏规范。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对各家银行称谓不同而内容实质一样的产品和项目进行合并同类项后银行服务产品和项目总计1076项,其中免费项目仅占21%,不合理收费也普遍存在。
  此外,在银行业垄断的格局下,其只需瞄准央企以及国有大型企业即可,对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可谓少之又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各类金融机构大量短缺,金融组织结构不健全,造成了国民经济“气血不畅”。

  3,大幅存贷利息差能够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逻辑。

  银行业的高额利润主要来源于存贷利息差。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逻辑前提,即利率由政府相关部门确定的。那么,就必须回答为什么政府能够允许大幅存贷利息差长期存在的问题。
  其一,以高投资驱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要求银行保持存贷利息差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被“赶超战略”所指引。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前,这一特点尤为明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财政“分灶吃饭”,地方政府逐渐形成“锦标赛式”的竞争格局。而无论是“赶超战略”,还是地方政府竞争,均会造成一个共同的结果,即“投资饥渴症”,或者说对以高投资驱动经济快速增长模式的依赖。而投资需求必须要有相应的资金来源作为保障,要想实现高投资,就必须降低投资资金成本,因此,利率作为一种重要的要素价格被长期人为压低。
  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银行与财政之间建立起了一道“防火墙”,银行不能无限地低成本地为政府提供融资。作为企业,银行必须要保障有利润的条件下才能正常运转,因此,必须要扩大存贷款利率差额来满足银行利润。而贷款利率的确定又必须服从于鼓励高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局”,不能提高,因此,只能使存款利率降的更低。这就形成了居民补贴企业、企业补贴银行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其二,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较低是银行持续保持大幅存贷利差的基础条件。
  如果说“投资饥渴症”是人为保持低利率政策、以使存款利率降得更低的方式扩大存贷款利息差的原因,那么还必须回答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居民仍然将大量存款放在银行这一问题。面对低存款利率,居民本可以选择回报更高的投资方式。
  然而,由于我国包括养老、医疗、就业、教育以及住房等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居民对货币的预防性需求仍然较高等原因,居民储蓄率长期保持高位,同时金融市场尚不发达,投资渠道有限且不确定性较大。因此,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较低,按照“歧视定价”原则,作为资金要素的供给方,居民的供给弹性越低,其获得的要素价格也就越低。因此,形成了储蓄率长期保持高位与存款利率长期保持低水平并存的现象,这也就成为长期保持大幅存贷利差的另一基础条件。

  如何解决银行业和实体行业利润增长分化问题

  目前,舆论正在大力渲染“银行暴利”的讨论氛围,尤其是在当前宏观经济仍处于放缓通道的环境下,需要正视银行利润高增长现象并指出其可能造成的影响,但必须明确的是,不能简单地选择人为缩小存贷利差。
  人为缩小存贷利差无非有两条路,一是提高存款利率,二是降低贷款利率。前者与当前宏观环境不符,可能性不大;而一旦选择降低贷款利率,其结果只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在既有的老路上越行越远,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将发生偏离;二是满足部分垄断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而这些需求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却非常低。
  因此,真正解决银行高利润所带来的影响,要从调整发展战略入手,积极推动机制体制改革才是关键。

  1,切实贯彻新非公36条,打破银行业高利润的垄断基础。

  打破银行垄断,关键是扩大准入,让更多的资金参与到融资活动中。只有放开了银行之间的垄断,各类中小企业才能从中注入新鲜的“血液”,从而也在抑制银行的暴利以及中小企业融资之间找到新的突破口。
  同时也要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用市场的手段降低息差给银行带来巨额利润的空间,从而形成“鲶鱼效应”,倒逼银行业不断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以及服务理念提升。
  另外,不断完善金融组织结构,适度放开对中小银行的准入门槛,逐步形成“大银行服务大企业、中银行服务中企业、小银行服务小企业”的多层次行业格局,引导银行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2,调整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依赖,去除高利息差存在的政策基础。

  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赶超战略”,推动财税体制改革,避免地方政府恶性竞争,消除“投资饥渴症”,摆脱对高投资驱动高增长这一传统发展模式的依赖。
  从规划上,要主动下调经济增速和投资增速,使其不断向合意区间回归,去除高利息差存在的政策基础。

  3,完善社会保障和金融市场,提高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投入,有序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最大限度地降低居民被动的预防性储蓄。鼓励金融理财产品创新,支持养老金等大型基金进入资本市场,促进金融市场稳定,确保居民在能够在相对低风险的环境下,在选择储蓄还是其他投资产品方面具有更充分的选择权,即提高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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