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尚未成为推动消费扩张的主要驱动力，表现为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水平不高，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差距拉大，实际购买能力减弱，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整体消费的有效扩张和可持续增长。
国际经验表明，中等收入者在一个社会所占比重越大，这个社会就越稳定。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该把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其核心是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使我国的广大中低收入者逐步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以其消费能力为支撑，使我国逐步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目前，我国中低收入居民消费率和消费水平偏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未来中国消费需求的潜力和空间巨大，但要充分释放仍面临诸多约束。
一是收入差距直接导致消费差距过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从整体上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较为严重，垄断性行业工作人员的收入明显高于一般行业工作人员的收入。
从城乡居民收入看，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达3.13：1，2010年该收入比为3.23:1。从城镇居民内部看，2010年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03年的5.30∶1扩大到2009年的5.57∶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由7.33∶1扩大为7.95∶1。另据测算，2010年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至2倍左右。垄断性行业员工享受高工资高福利，必然挤压其他行业的员工工资收入，造成收入差距扩大。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直接挤压居民消费需求空间，成为抑制消费支出的因素之一，使巨大的潜在购买力难以充分释放。一般而言，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居民，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据统计，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最低10%收入组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为0.995，而最高10%收入组为0.618。可见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大，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远高于高收入居民，中低收入群体一年中除消费外基本无多少余钱。
二是中低收入居民大部分余钱难以形成有效购买力。
据统计，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347401亿元，年均增长25.2%。尽管城乡居民储蓄居高不下，潜在购买力较强，但由于居民负担重，社会保障水平低，储蓄多数是为了防病、子女教育等不时之需，并不能形成即期有效需求。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居民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是较高的。我国城镇居民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由2003年的人均476元增加到2010年的871.8元，年均增长9%，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6.5%。高价药品与高额的医疗服务费，成为多数居民难以承受的支出。
三是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仍使不少居民谨慎消费。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着居民对未来风险的预期，进而影响居民的当前消费。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显然较低。2010年，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仅为11%，而最高的德国2006年达到56.7%，法国达到42.1%，美国达到35.2%。
在发达国家，由于社会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他们对于已失去劳动力的老弱群体给予了较为充足的照顾。而我国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正在建设过程之中，人们对未来的生活保障预期存在着不确定性，缺乏必要的安全感。据统计，城镇居民有近四分之一的收入要支付教育、医疗保健和居住三大支出，如果加上购房支出，则这一比重要更高。因此，尽管城乡居民具有一定规模的结余购买力，储蓄率较高，但并不表明会产生强盛的现实购买力。
四是高物价抵消了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通胀意味着其财富水平一定程度的缩水，逐渐攀高的物价水平，不断抬高中低等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尤其是目前中低收入群体的通胀预期普遍较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尽可能多地增加储蓄而减少即期消费。为了减少收入降低带来的压力，人们外出餐饮、娱乐、旅游的比重会降低，从而影响到这些行业的营业收入。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居民消费心理及行为发生了较大变化，多数居民消费更趋于谨慎，对价格的敏感度提高，不少中低收入消费者又回归到捂紧钱包、精打细算过日子，持币待购行为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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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壮大中等收入比重关系到能否尽快建立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 |
庞大的中等收入者是社会的稳定器。中等收入比重高的社会不仅有利于社会创新的管理，而且会大大地降低社会和谐稳定的成本。
其一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扩大内需、支撑经济增长的需要。
据分析，到2015
年，中国国内市场消费有可能从目前占世界的5.4%上升至l5.6%左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要扩大内需，就得让消费者有钱可花，积极消费，舍得花钱。而只有当广大中低收入群体都有钱了且敢于消费，才能扩张消费规模，拉动经济增长。如果城乡居民消费潜力能得到有效释放，足够支撑未来10到20年我国经济年均8%的增速。
其二中等收入者在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缺乏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收入差距悬殊，就会导致产业结构呈现畸形状态：一端是为高收入者生产奢侈品的行业，另一端是为低收入者生产低端消费品的行业。这样不仅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关联和互动，各种产品的替代性差，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低。只有中等收入者占主体，才能实现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良性互动、不断优化升级。
中等收入者作为最大的消费群体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低收入者增加收入从而扩大消费创造条件。经验表明，少数富人阶层倾向于购买进口高档商品；大多数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主要是用于购买满足生活所必需的商品；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则是用于购买本国生产的高端、新型商品，最能推动我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未来中等收入者群体对住房、汽车、电脑、教育、文化、旅游等商品和服务，不仅消费需求空间大，且持续性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其三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
如果中等收入者比重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因收入差距导致的社会矛盾将得以缓冲和解决，而且会促进社会和谐。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致力于构建中等收入者比重在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只有提高中等收入比重，消费和储蓄关系才能改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如果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过低，就会出现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利于公平的结果。
其四有利于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具备逐步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条件。但是目前我国一些政策还带有歧视性（如户籍制度及就业政策等），不利于这些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者。因此，我们要改革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那些潜在的中等收入者成为中等收入者创造条件。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还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
一要尽快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在初次分配中，通过劳动立法等手段，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对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设立最低工资界线，保证劳动者应有的收入。在再分配中，通过社会保障收支、经常转移收支等再分配形式，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二是要大规模减税，鼓励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使更多的人成为创业者。这既是提高低收入者比重的重要途径，也是形成新的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手段。
三是要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消费。缩小行业之间、各个阶层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是扩大居民消费的重点和关键。在城市，要打破行业垄断，进一步使收入透明化；在农村，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除了加快城市化，更重要的是加快以农民土地权利保护为重点的财产权制度建设，使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
四是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中等收入者来说，最重的负担莫过于高房贷，因此，缓解这部分人的这个负担，减少高房贷带来的消费挤出效应，无疑将有效刺激消费。
五是要进一步提高社会和医疗保障水平。各级政府要继续加大社保投入，扩大大病医疗救助范围。